① 理解大数据时代的数字鸿沟
理解大数据时代的数字鸿沟
大数据是近几年来炙手可热的话题，大数据的优势以及大数据所带来的新思潮形成研究热潮。从随机抽样到全体样本，从要求精确到应对混杂，从追求因果到发现关联，大数据时代改变着我们的信息环境与信息处理思维模式。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同时走入大数据时代，如同媒介技术的每一次创新与扩散一样，敏感的企业和组织是大数据的先行者和实践者，也是最早的大数据受益者；而普通的个体则在面对大数据时呈现差异，有的在时间上跟进迟缓，有的在数据分析能力上存在欠缺，有的不知道如何寻找开放数据，有的在数据噪音前不知所措。传统互联网时代的数字鸿沟尚未完全填平，而在大数据时代新的数字鸿沟又在形成并不断影响与改变着人们的政治经济地位。
讨论大数据时代的数字鸿沟，需要明确区分“数字差异”与“数字鸿沟”.从词源上看，两者意义接近，都是由“Digital Divide”翻译而来。但从传播效果或情感色彩上看，数字鸿沟比数字差异更能引起人们的警示。在大数据时代，人们创造数据并被数据所包围，囿于人的视野及精力，人们在面向数据并做出选择时必然会出现差异。比如，互联网提供的个性化的搜索引擎，个性化藏夹等都会导致信息浏览的个人化，大数据时代的数字差异不可避免。数字鸿沟比数字差异更能引起人们的警惕，数字鸿沟更强调在认识和机会上的差异。数字差异是知道有机会而不为，数字鸿沟则是想为而没有能力或机会。同在大数据背景之下，数字鸿沟可能会在拥有数据、分析数据和数据思维三个层面存在数字鸿沟。
三个不同的分析维度
（一）拥有数据的数字鸿沟
大数据时代，“全新”“、革命”“、颠覆性”等术语频繁出现，但“大数据”这一标签下所指涉的问题却由来已久。伴随着互联网的勃兴，数据的指数增长、信息超载和数据处理问题等一直是人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大数据时代，数据的掘取、存储、处理与应用方面的技术有了快速的发展，但是在谁拥有数据这个造成数字鸿沟最基本的问题上，当下关于大数据的讨论并未给出让人满意的答案。
1.数据开放
对于企业和政府来讲，大数据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对大数据的掌握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的来源”也可以从更为准确的角度了解社会，并进行管理。因此，企业和政府需要从普通公众那里搜集数据，数据的传播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过程，最先拥有和掌控大数据的也是来自企业和政府的“数字先锋”.但是，消弭数字鸿沟恰恰需要另一种形式的数据流动，即开放数据---让数据从企业和政府所有而变成被公众所共享，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自上而下的信息流动处处面临着阻力：一方面企业把数据当做核心竞争力或者核心机密，并且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做数据分析，因此很难实现数据的共享；另一方面政府的数据公开步伐还比较缓慢，公众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依然有难度。
数据开放所形成的数字差异需要开放数据来解决。哪些数据能够开放，以何种形式向公众开放，具体的实施者是谁，谁又能为数据开放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买单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大数据既可以产生商业价值，同时又兼具公共性的特质，在此过程中，和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数据需要开放，我国早在 2007 年 1 月 17 日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明确规定原则、范围、方式、程序和监督保障制度。在大数据时代，政府开放数据的力度应该进一步加大，同时对公众进行获取数据的素养教育，实现数据的民有和民享。作为一种公共资源，数据分配的公平性和财富分配的公平性一样，都会对社会结构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政府和企业可以依靠数据存储与分析技术的发展做“数据银行”业务，让每个公民都有机会在“数据银行”存储和提取自己想要的数据。国内学者涂子沛在《大数据》一书中，把开放数据放在数据民主的角度去思考，指出开放数据运动会推动“开放政治、开放政府、开放媒体、开放城市等等一系列的运动和口号”.这对消除数据所有权所形成的数字鸿沟，建设一个数据公平的美丽新世界提供了一条可行之路。
2.数据搜集
大数据时代的基础在于海量数据，究竟多大才是大数据呢？“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对大数据下了一个定义：“大数据是指大小超出了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的抓取、存储、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数据群”而且，大数据的标准随着数据的指数增长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今天，我们在谈论大数据时往往以 pb 为单位，海量数据提供了更为详细的信息，但是也存在一些隐忧，即数据的价值密度太小，因而搜集数据以及在海量数据中寻找有价值信息的成本太高。舍恩伯格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谢玮专访时说：“在许多方面，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小数据’时代，在这个时代收集数据非常耗时、昂贵和困难。”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搜集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而且，大数据还远远未达到普通人能够支付得起的阶段。
搜集数据的数字鸿沟在大数据时代似乎没有减少，反而随着大数据处理技术的发展而在逐步扩大。对于媒体和企业来讲，搜集数据和处理数据都并非易事，着名的《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对全球财富1000强的企业应用大数据的情况做了一项科学调研，发现“大多数企业还处于大数据的入门阶段，还小具备真正挖掘大数据的能力”,而且，“只有巧%的受访者认为所在企业的数据可访问性够好或者达到世界级水平，只有21%的受访者认为所在企业的分析能力够好或者达到世界水平”.显然，对于普通公众来说，搜集数据、挖掘数据的难度更大，差异也更大。在搜索引擎主宰信息流向的时代，公众就因为使用不同的搜索引擎而产生数字鸿沟，使用普通的搜索引擎与使用较为专业的搜索引擎和数据库之间存在着差异。在大数据时代，公众不仅要知道如何利用专业的搜索引擎，还需要在海量的信息中迅速寻找最有价值的信息，囿于公众能力的差异，在搜集阶段产生的数字鸿沟将难以避免。而且，互联网下的数据处于不断更新的状态，时效性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在对“知识鸿沟”的研究中，西方学者 J.S.艾蒂玛和 F.G.克莱因曾经提到“上限效果”,指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鸿沟会逐渐减少。但是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价值和及时性有密切的关系，即使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在搜集数据上的“鸿沟”逐渐缩小，但是后来者所拥有的数据价值也会大打折扣。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性人物莱文森对信息超载的论述可能会对缓解大数据时代数据搜集所产生的差异提供帮助，他认为建立信息分类法则可以解决信息超载的困扰，比如在图书上建立图书分类法则并依据这一法则运作，就能够解决图书馆的信息超载问题，这一思想对解决长期困扰人类的信息超载具有普遍的启示意义。
（二）分析数据的数字鸿沟
谁拥有数据会产生差异，而在同等拥有数据的情况下，公众利用数据的能力不同，也会产生差异。大数据既包含以数量关系为基础的结构化数据，也包含以定性描述为主的非结构化数据，而且，非结构化数据往往占有很大的比例。因此，在大数据时代，同样拥有数据并不代表着同样能够利用数据，分析数据和掘取价值上的数字鸿沟依然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
1.数据删除
大数据时代是一个信息高度碎片化的时代，信息中的重复、噪音、冗余和信息中的人为因素（网络水军）等，都影响到人们对数据的分析与利用，此时，删除数据与收集数据同样重要。除《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之外，舍恩伯格还有一部影响深刻的着作-《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在这部着作中，舍恩伯格提醒人们在大数据时代“记忆成为常态，而遗忘成为例外”,因此要注意信息取舍之道；在这个“没有遗忘的世界里”,遗忘恰恰成为一种宝贵的信息处理方式与权利数据删除是一个人性化的问题，随着“电脑原生代”的成
长，每个人都有着青涩的、尴尬的、甚至小堪回首的过去，互联网之前人们会尝试遗忘这些小愉快的过去，但是互联网的记忆让每个人小得小而对这样一个现实：人们可能会为若十年前犯过的错误买单。
删除同样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在互联网时代，历史悠久的数据会逐渐成为“数据垃圾”,不但占用大量的存储资源，而且也会影响对当下数据的分析，评估数据与删除数据成为大数据时代必不可少的数据处理方式。但是具体到个人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人不可能像机器一样去评估和处理，只能按照过往的经验来处理信息。另一位国外学者蒂奇诺在分析“知识鸿沟”所形成的原因时提到，个人的信息储备也会产生“知识鸿沟”,即“正规教育和从大众媒体中获得的信息会帮助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提供理解知识的背景”.大数据时代并未改变人们接受信息的习惯，因此，在大数据时代依然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先学会接受和删除信息。删除还有一个颇具哲学意味的意义，在大数据时代，选择即删除。人对数据的接受具有零和效果“,朝向一组数据的同时意味着放弃另外的数据，这也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删除，处理掉低质量的过时数据是发现大数据意义的前提。知名学者马修·E·梅所着的《精简：大数据时代的商业致胜法则》，同样也提到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删除与精简问题。在大数据时代，能够快速在第一时间获得最有价值数据的企业会逐渐发展起来，而不懂大数据或沉迷于大数据的企业会逐渐落伍。
2.数据可用
大数据时代提供了一个多元、详细且复杂的数据环境，在大数据时代，一切现实都可以量化为数据。但是如果用大数据来创造价值就需要从海量数据中找出有价值的数据，并把数据还原为现实。因为”,拥有一个数据集，无论它们多大或者多小，其自身都不会带来任何价值。“大数据的最终价值还是体现在数据的”可用“之上。与此同时，关于数字鸿沟的问题也出现在数据的”可用“上，大数据如同提供了一个美味的坚果，不借助工具很难打开它，而大数据所使用的”云存储、云计算“又不是任何公众都能轻易掌握的。少部分人掌握了分析数据与应用数据的能力，还有相当多的大众面对浩如烟海的大数据不知所措，最终陷入信息超载的焦虑之中。
弥补数据可用的”数字鸿沟“需要让数据变得直观而可视，这仍然是一个涉及公共性的话题。把数据还原为现实既需要数据分析的人工智能技术，也需要人的敏锐的分析与判断能力，更为关键的是，需要把对数据所提示的环境真实地传达给公众。政府和媒体要做的依然很多，首先需要数据处理技术的普及，把解读关于公共事务的大数据当做一个公共事业，如在 20世纪 60 年代，被称为”人工智能之父“的约翰·麦卡锡曾预言”有朝一日，计算可能变成公共设施“.其次，媒体要做好数据与现实之间”摆渡人“的角色，不仅要用大数据来分析受众获得收益，更要体现媒体的公共性，让受众能够读懂大数据并受用于大数据。比如，美国记者在报道龙卷风时”将龙卷风破坏房屋的损毁数据，与地图相重叠，制成大数据地图。“这样，受众既能够比较精确地了解龙卷风带来灾害的大体区域，又能够精确理解某个区域龙卷风造成损失的具体情况。
（三）数据思维的数字鸿沟
大数据热所带来的重要变化是关于数据思维的变化，关于大数据的讨论有很多，但并非有了”大数据“这样一个概念我们的信息环境就自然而然发生了质的变化，而是在互联网逐渐走向海量数据的今天，从”数字化生存“转向”数据化生存“的大数据思维让人们多了一个认识世界的视角。在大数据技术之外的数字鸿沟来自于人们的思维层面，即人们对待数据的思维存在差异。
1.超越大数据
大数据时代的思维之一是要超越”数据迷思“,把数据当成一种工具而不是一种数据霸权。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一书中指出大数据带来的三种变化：不是随机样本，而是全体数据；不是精确性，而是混杂性；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这些变化对于传统的定量研究方法有极大的影响，可是定量方法的改进并不能取代定性的研究，必须超越数据才能发现数据背后的意义与价值。于是，大数据思维包含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发现海量数据，了解海量数据的潜在价值，但并不能很好的利用数据；第二个层次是能够较好的利用数据，但是往往陷入数据崇拜，解决不了关于意义的问题；第三个层次是能够利用数据，但是也能够同时超越数据，发现价值。这三个层次在大数据的发展过程中既是一个历时的过程，也是一个共识的过程。大数据概念的兴起与扩散还需时日，因此在数据思维上三个层次的”数字鸿沟“仍将长期存在。
2.大数据素养
数字鸿沟的减小也需要在硬件与软件两个方向上作出努力，在大数据时代仍然如此。从最近几年的中国互联网络统计报告来看，硬件的数字鸿沟在逐渐缩小，而软件的数字鸿沟仍在扩大。消弭数字鸿沟需要政府、企业等开放公共数据并提供利用公共数据的方法，还需要提升全体公民的大数据素养，实现大数据的民有与民享。数据素养也被称为数据信息素养，主要指人们在科学数据的采集、组织和管理、处理和分析、共享与协同创新利用等方面的能力，以及在数据的生产、管理和发布过程中的道德与行为规范。全面提高全民的数据素养，我们才能自信地迎接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并利用大数据为人类创造新的福祉。
② 数字鸿沟的表现和影响
数字鸿沟”又称为"信息鸿沟"，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那么数字鸿沟的表现是什么?小编整理了数字鸿沟表现和影响，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数字鸿沟的表现是什么_数字鸿沟表现
在信息化、数字化的新一轮“赛跑”中，南北方国家不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赛跑”的结果也只能是强者更强、弱者更弱。
国际政治经济的不平等、不平衡是造成南北国家间数字鸿沟的根本原因。国际政治经济的不平等、不平衡秩序在知识经济时代依然没有改变。北方国家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继续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利用对高科技的封锁，使发展中国家很难找到实现“后发优势”的技术平台，生产出高附加值的产品，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对外贸易时长期处于不公正的、依附的和被剥削的境地。在这种境况下，通过信息技术和知识来创造价值的新经济只能是一种“富国现象”。少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搭上了信息革命的头班车，在“知识权力”集中过程中，通过技术创新、产业重组和全球垄断获取“先行优势”，已经牢牢占据了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制高点。由于新兴产业和高科技风险投资的高回报率，发达国家过剩资本转向内部投资，刺激了国内金融市场的繁荣。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尚处于工业化阶段，部分国家尚处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时期，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到来，使发展中国家肩负双重发展重任，由于外汇拮据、知识和人才的匮乏，没有能力推进信息技术的普及工作、提高因特网应用水平以及建立和利用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E-business)和电子社会(E-society)而被边缘化。并且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穷人被隔离在数字鸿沟另一边。所以，不解决南方国家的贫困化问题，使之拥有进行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教育的基本条件，数字革命”只能是空谈，消除数字鸿沟只能是现代神话，因为正在挨饿的穷人是不可能靠数字蛋糕充饥的。
一个国家内的不同阶层、不同地区间存在着经济水平之间的差异性是造成一个国家内部数字鸿沟的重要原因。在美国，贫富差距自1973年以来已经达到创纪录的水平，信息化进一步推动财富在信息技术所有者、企业家和金融家中的高速聚集，比尔·盖茨等网络巨子富可敌国，无缘或不能掌握网络技术的公民极易沦为赤贫或堕入社会底层。位于鸿沟的不幸一方，就意味着更少的机会参与以信息为基础的新经济。在这种新经济中，更多的工作与计算机相关。这同时意味着获得较少机会参与教育、培训、娱乐、购物和交流等可以在线得到的机会。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了地区间推进信息化经济条件的巨大差异和不同地区居民之间接触数字新媒体机会的严重不均。所以要消除一国内的数字鸿沟，必须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以消除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来缩小国内的数字鸿沟问题。
其他一些社会因素也会对数字鸿沟产生深远影响。1998年，克林顿政府提出了“Closing Digital Divide”(消除数字鸿沟)的发展目标，试图通过大众媒介和其他手段来普及计算机和因特知识，改善低收入人群的受教育条件。然而，后来对公众利用电视媒介实际效果的研究却发现，这方面的工作并不成功。因为克林顿政府普及计算机和因特网知识的努力，的确在低收入和文化程度不高的群体产生了传播效果，但是对大众传媒中传播的计算机、因特网知识接触和利用最多的，还是那些相对富裕的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以缓解受教育不平等为目的的大众传播活动，实际结果却是扩大了两者之间的数字鸿沟。造成数字鸿沟的社会因素包括：(1)传播技能上的差异;(2)已有知识存储量的差异;(3)社交范围的差异;(4)信息的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的因素;(5)大众传播媒介的性质。
数字鸿沟的影响
国家利益
承认数字鸿沟的存在，这是全世界共同的观点。但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全球化、信息化当中，民族国家在世界格局中如何占据一定的地位。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里，民族国家至少今天看来是存在的，因此，我们就必须考虑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否则，讨论数字鸿沟问题的基础便不存在了。
我非常同意朱厚泽前辈的观点，信息文明有二重性。工业文明表现为英国化，信息文明表现为美国化，美国化的信息文明是向全球渗透的。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它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好处，另一方面它的文明以恶的形式表现出来，这里，好的文明肯定应该接纳，我们当然应该尽快使自己的国家跨越数字鸿沟。同时，对文明扩散中以恶的形式的表现，我们可以坐下来谈判，以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讨价还价。
今天，人们日益意识到，将来地理意义上的世界地图将让位于以知识等级划分的世界地图，国家之间的鸿沟将越来越大，越来越以知识衡量财富，从而造成社会冲突越来越大。因此，政府应采取各种办法缩小这种差距。今年以来，政府开始谈数字鸿沟问题，但仍没有提出具体的实施办法。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时代的看法有错位，仍是以物质产品的数量来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我们急需建立一套对各地信息化的指标进行衡量的体系。今年以来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网络公司开始与国家有关行业资源结合并真正形成一种产业。但这方面其实国家并没有意识地进行这种资源的积累和整合。
互联网实际上就是一场实验，当你在网上乱逛的时候，你的需求已被人了解和把握，这是最为可怕的，然而中国的产业部门是否已真正开始意识到这一点?网络背后其实是国家利益重新划分的过程。
权力鸿沟
谈数字鸿沟不能忽视另外一个鸿沟，即权力鸿沟。中国的现实是怎样的?实际上是数字资本主义和黑帮资本主义相互交错其中,黑帮资本主义是更加触目惊心地存在着的现象。权力的不公正是造成中国贫富鸿沟的实际原因，而不是数字鸿沟。就中国而言，数字鸿沟更多表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整体信息化状态的差距。
当我们的经济学家讲“西部开发要网络先行”的空话的时候，不解决制度问题，不正视中国黑帮资本主义的问题，西部开发将会成为一部分官僚瓜分国家资源的又一种说法。黑帮资本主义是在私有化进程中，一些人将公有财产直接转换为个人财产结果。私有化仍是一次权力的瓜分，与普通百姓无缘。这个暴富阶层与低层百姓之间的鸿沟正在加大。这将导致中国在现代社会面临整合的危机。所以，要解决数字鸿沟，就不要以数字鸿沟为名，忽视了中国另外一个现实情况，那就是权力的鸿沟，因为它造成的不平等是更大的不平等。
我们看到数字资本主义也对权力鸿沟进行了冲击和消解。数字资本主义是什么?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去年中关村曾有一牌子上写“全世界计算机联合起来，Internet一定要实现”，这句话其实道出了这样一个现实：美国通过养老基金、退休基金形成群体资本，再通过这种群体资本向周边国家投资。这样全世界资产者通过数字化都联合起来了，而无产者好像倒未联合起来。全球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变成福利国家，变成知识社会?就是因为把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不平等的鸿沟降到最低限度。蓝领工人已成为知识工作者，资本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所谓数字资本主义是以一大帮群体资本为背后支撑的。
以数字手段进行渗透的群体资本主义表现在中国就是外资的进入、网络的兴起、电信市场的开放。这其中也带来了一些新的规则。
数字鸿沟
面对数字鸿沟，我提出一个概念叫数字漩涡。这其中的关键是中国如何吸纳全球的资金、技术形成数字漩涡，然后实现跟美国等国高科技领域的互动，而且尤其要发挥华人的力量。
今年政府做的八大网站，只是在新闻上提高竞争力，其实这是没有抓到问题的实质。政府应该建立一种成熟的民间的投资体制，使整个中国的民间资源向高科技倾斜，做出一个比较高的门槛，这样，当国外资本进入的时候，有谈判的余地。我们甚至可以采取官督民办的形式，政府出让资源给民间，民间采取一种有比较清晰产权的，有制度保障的体系来整合这种资源。
数字机遇
八国首脑会议结束后，以日本富士通和东芝为首的全球电子商务企业对话协会成员提出要为非洲50万个偏远村镇提供数字接入等。这些公司勇于承担解决数字鸿沟问题的重任其实还是从自身长远利益考虑，他们确信只有帮助大多数国家成为“网络经济和社会的正式参与者”，才能拓宽公司现有的市场规模。正如思科公司总裁钱伯斯所说，“所有参与因特网革命的公司都有机会去消除这场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数字鸿沟，同时它们也会最终享受到消除数字鸿沟后所带来的市场机遇。”
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认真对待数字鸿沟的风险，积极通过改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来使每个人分享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革命所带来的机遇。
一位世行高级官员曾经指出，低收入人群和国家若想分享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革命所带来的机遇，除了需要获得相关的高质量教育外，更为主要的是还需拥有能确保平等享用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基础设施。在国内，网通最近业务十分繁忙，这说明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实达要专门关注硬件业，说明厂商们看到了基础设施市场的美好前景。
由此可见，数字鸿沟实际上是一种创造财富能力的差距。中国如何抓住机会实施方法得当的技术融入，跳过这一差距，直接进入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领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但是如果这种融入进行不当，我们就可能完全错过机会。填平数字鸿沟：消除中国数字鸿沟的思考与对策
③ 信息泄露、大数据杀熟、算法歧视……如何才能建立数字信任
近些年，数字经济持续较高的增速，逐渐成为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动能。电子商务、在线教育、移动支付等早已与你我息息相伴。与此同时，平台垄断、大数据杀熟、假冒伪劣商品、算法歧视、刷单炒信等数字治理难题也暴露在大众面前。在此背景下，数字时代信任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什么是数字信任？如何构建数字信任，推动我国数字经济 健康 发展？一起来看。
什么是数字信任？
在以前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下， 社会 信任主要靠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维系，而数字经济中的信任关系是数字信任。基于数字经济和数字 社会 发展的视角，数字信任是数字空间中个人、企业和政府基于数字技术建立的数字身份识别的双向交互的新型信任关系，是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的拓展，是可信数据流通的必然要求。用户通过数字身份与网络设备相连，在数字空间的所有通信、社交、交易、搜索、 娱乐 等活动的数据完整性和隐私性，必须得到有效的保护和管理。数字信任构建了人对机器、技术和平台、机器与机器的信任关系，人们相信数字空间的软硬件和平台具有可靠性、安全性和高效性，平台通过向用户表明他们可以确保在线程序或设备的安全性、隐私性、可靠性和数据道德性升册档来获取用户的信任。
数字信任对信任关系的产生和维系进行了革命性改进， 将人际信任、制度信任与技术信任融合为一体，是政府、个人、企业和机器对于数据和个人隐私保护能力和网络安全保护水平的信心，支撑了数字经济 社会 活动的所有要求 ，是信任关系更高级的形态。
数字信任有何价值意义？
数字信任是数字经济发展和创新的基础。 数字经济时代的数字信任，是个人和组织参与经济交易的基本信任，信任的经济功能将放大。2019年5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罗默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洞察》的演讲中指出，在数字平台的发展中，信任和规则的建立同样重要。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关键核心要素， 数字信任有助于解决数据治理和安全问题，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形成，支撑数据的市场化配置，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构建“政府—用户—平台—企业”之间稳定的数字信任关系，有效治理平台垄断、大数据杀熟、假冒伪劣商品、算法歧视、刷单炒信等数字治理难题，将推动我国数字经济进入良性竞争和 健康 发展的状态。
数字信任节省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 我国电子商务发展初期就面临网络上的信任难题。在缺乏信用保障或法律支持的情况下，第三方支付平台为交易双方提供了支付保障，解决了商家与消费者的信任问题，促使交易的顺利完成。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类似解决买卖双方不信任的问题越来越多。 建立政府/公共部门—企业/其他组织、政府/公共部门—自然人、企业/其他组织—个体用户、人机交互和机器交互的数字信任关系，将极大降低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可以有效避免陷入所谓诺斯型低信任贫困陷阱 ——“无法让合同有效、低成本的执行是 历史 上发展停滞和当今第三世界国家不发达的最重要原因”。
数字信任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引擎。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面临吵乱的网络安全及数据隐私风险正在攀升，构建数字信任变得更具挑战性。消费者对于信息类产品以及 科技 企业的数字信任，已经成为他们下载应用和购买产品/服务的核心影响因素。 只有建立数字信任体系，有效抵御网络攻击、保障系统和数据安全、保护用户隐私，确保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正常运行，才能加快经济数字化转型。
数字信任是建设数字政府的支撑。 数字政府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支撑，运用数字技术加强和改善治理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关键。政府治理是从身份认证和管理开始的，建设统一数字身份认证和管理平台，将政府部门各单位的数据信息都聚集起来，发掘数据价值，将极大地推动政务服务精确化、 社会 治理数智化与管姿携理决策科学化。 基于数字身份，构建政府与企业、公民、 社会 之间的数字信任，不仅可以提升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而且可以提高公民和企业参与 社会 治理的热情，增强对政府政策的理解认同。
数字信任可以在弥合数字鸿沟方面发挥作用。 数字鸿沟具体表现为“接入鸿沟”“使用鸿沟”“能力鸿沟”，个人、企业、地区、国家层面都可能产生数字鸿沟。产生数字鸿沟的原因很多，其中缺乏数字信任是重要原因。比如，信任问题是老年人“数字鸿沟”瓶颈，老年人对新技术有天然的保守心理，对数字技术不了解、智能手机使用不熟练。数字经济发展中的数字鸿沟问题，已经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增强数字经济可及性、消弭数字鸿沟被多次强调。 培养公民的数字素养，构建数字信任关系，让更多的人民群众体验到更加安全、更加便捷、更加优质的网上交易和服务，可以弥合数字鸿沟。
数字信任面临什么现实痛点？
过去二十多年，我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产业互联网发展对数字信任建设的要求更加紧迫。但是在消费互联网领域出现的一些信任问题，消费者对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平台的信任下降，致使我国数字信任呈下降趋势。当前建立数字信任存在诸多痛点。
①建设数字信任的法律法规尚待进一步完善。 我国数字信任是从2003年建设网络信任体系开始的。近些年，我国开始重视数字信任的制度建设，颁布了一些涉及数字信任的法律法规。但是，我国亟需加强数字信任的顶层设计，明确我国建设数字信任体系的重点和难点， 建立健全电子签名、电子身份、电子认证、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法律法规。
②数字信任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搭建有待完备。 我国政务系统建立了数字证书认证系统（国家政务外网CA系统、RA系统）、密钥管理系统等，但是面向企业和公民的数字信任基础设施刚刚开始建设。比如，同一个人在不同中心化系统中的信息处于隔离状态，地区性、行业性交叉认证过程中存在“各自为政”甚至割裂情况。由于未构建完成各部际间网络互连的网络框架，数字身份系统无法互联互通，政府部门、企业、 社会 组织、自然人无法有效交互数字信任。缺乏统一的数字身份标识、实体识别认证和一系列安全策略机制，数字信任难以确保数字交互关系的准确性、稳定性和便捷性。
③网络安全及数据隐私风险较严峻。 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5G等数字技术应用带来了网络隐私和安全问题，据CNNIC统计显示，尽管网民遭遇各类网络安全问题的比例均有所下降，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个人信息泄露（21.9%）、网络诈骗（16.5%）、设备中病毒或木马（10.8%）、账号或密码被盗（8.2%）等问题仍然比较严重。中国企业正面临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创新风险， 互联设备领域的商业成功取决于与消费者建立数字信任 。
④数据治理与平台创新难以平衡。 运用大数据可以为经济 社会 发展带来创新动力，但需要平衡隐私保护与业态创新的关系。 消费者渴望个性化的体验却担心数据安全，企业不愿为了实施隐私保护而无法充分利用用户信息提供更好的服务 ，以至于限制企业的竞争力。如何在保证数据流动性的同时平衡安全性，亟需建立足够的“数字信任”控制。
⑤技术信任与制度信任尚需协调统筹。 技术信任不能替代制度信任。比如，区块链技术只对上链以后的数据保真，上链之前的数据真实性则需要制度信任来保障。尽管基于技术的数字信任不断改善，但还没有形成技术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增强，制度对待技术发展需要具有包容性，技术本身在价值目标上也应与制度保持一致。
总体而言，我国数字信任建设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都是数字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也是全球普遍面临的问题。
如何加快构建数字信任体系？
“十四五”期间，加快数字化发展是国家战略。构建数字信任体系，既是网络安全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数字经济和数字 社会 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数字信任体系，是以可信数字身份验证和可信数据流通为核心，通过制度信任、数据信任、人际信任、技术信任与系统信任的建设，实现身份、数据、合约、产权、法人、技术等六个“可信”的数智化信任运营体系。
第一，从战略上构建以人为本的数字信任体系。 建议我国数字信任体系的顶层设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重考虑弥合数字鸿沟、合理保护个人信息、严格防范网络风险，处理好制度信任和数字信任的关系，把改善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进人民的获得感作为数字信任体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二，建立技术与制度互动的数字信任模式。 建设数字信任体系，要统筹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形成制度与技术相互包容的双向互动，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与习俗等非正式制度融合互动，用数字技术增强传统信任，用制度信任补充数字信任，形成数字 社会 良好的信任生态。警惕技术万能论，不能过分夸大数字技术对信任建设的作用，制度应保持适度弹性且包容技术创新，不被伦理绑架。
第三，建立数字身份互联互通互认的基础设施。 数字身份普及是数字信任的基础工作，如韩国政府计划于2022年全面普及电子身份证，取代现有的实体身份证，将来只需出示手机里储存的电子身份证，即可以办理各种业务。建议加快建设数字身份互联互通互认的国家级平台，建立健全信息系统互联互通、身份统一认证、一网通办等事项的相关制度，消除信息孤岛，降低交易成本。
第四，进一步完善数字信任的法律法规、规则与标准。 建议加快研制数字身份法规、尽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完善数字信任技术（人工智能、生物特征识别、隐私计算技术、区块链、量子 科技 等）应用的标准规范和实施指南等，建设与国际接轨、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数字信任法律法规体系。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数据滥用、违规采集数据、算法歧视、刷单炒信的监管力度。
第五，注重数字信任核心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数字信任技术是产业互联网大协同的基础设施，大数据挖掘可以应用于信用评价，区块链通过加密算法、解密算法、时间戳等一系列数学方式创建了一种全新的信任机制，利用综合或者集成的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可以不断创新数字信任机制。建议政府加大对数字信任核心技术的原始创新的支持，为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创造条件。
第六，平衡隐私保护与鼓励业态创新的关系。 建立信任、鼓励创新，是建立数字信任体系最重要的两大目标。加快数字化转型和应对网络安全，需要政府和市场加强合作、担负共同责任，共同遵守可靠的网络安全标准，共同打击网络犯罪。市场和政府都应该加深对于技术、法规和标准化等不断创新的认识，深化数据对市场创新作用的理解，共同推动数据开放、保护、共享和合理使用。
第七，加强国际合作建立新型的数字治理和数字信任框架。 数字信任问题是全球性问题，各国政府越来越重视数字信任。2020年9月《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宣言》提出，“当务之急是勾画一个数字合作和数字未来共同愿景，并解决数字信任和安全问题”。我国倡导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工作中，建议我国政府以设计全球数字信任框架为抓手，积极引导和参与数字信任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则，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