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大数据战略

① 数字经济包括

数字经济时代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农业经济的基础要素是土地，工业经济的基础要素是机器，而数字经济的基础要素就是大数据。

大数据作为一种基础性和战略性资源，是提升民众生活品质、国家治理能力的“富矿”。国家高度重视的“新基建”战略布局中，大数据中心的建立，也是希望助力牢固信息化“地基”建设，推动数据要素参与到更多价值的创造和分配，保障高质量的社会发展。

网络零售有更低的运营成本和更高的运行效率，对一个零售企业来说，库存周转天数和账期是衡量一个企业运行效率的最重要的2个指标，网络零售商在这2个指标上的的表现远远高于线下零售店。网络零售有线下实体店难以比拟的优势，如海量的货柜，不受物理空间的限制等。

数字化品类发展，经历从标准化商品到非标准化产品的发展路径。早期网络零售多数是以标准化商品起步，如图书、酒水，但是非标准化商品、个性化商品有很大的机会，如生鲜电商，标准化很低，流通的损耗很大，同时生鲜是一个高频的消费，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

但目前，我国大数据管理尚无针对公共数据管理规范的诸多现实痛点。

例如：l多个政务部门、行业企业之间数据标准不统一，数据接口错综复杂，导致公共数据共享开放仍未深入展开，涉及公共服务、城市管理信息的共享，更是难以实现。

l我国大数据信息的社会化共享水平还有待提高，共享开放管理尚未形成闭环，政企、行业和民众之间，信息公开仍有很多壁垒，阻碍了社会服务效率的提升和数据经济的深化发展。

进一步推动大数据信息社会化共享，是发展高效便捷的社会生活，把握更多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的关键举措。鉴于上述问题和痛点，苏宁董事长张近东在2020年两会上建议从以下几方面推动公共数据的社会化共享：

一、成立数据治理委员会，推动大数据共享体系建设

二、建立“公共数据社会化共享”管理平台

三、完善技术和管理规范，保障数据共享的安全可控

四、界定明确的数据共享属性和共享权益，实现数据确权流通

五、建立公共数据社会化共享的通识教育

数字经济囊括很多，主要包括通信产业链、计算机基础技术产业链、软件产业链、互联网产业链、电子商务产业链。、

我们看到的4G5G基站、局端、宽带、智能手机皆是通信产业链。

我们看到的芯片、集成电路、电池、屏幕、内存、存储皆是计算机基础技术产业链。

我们看到的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个人软件、办公软件、企业软件、安全皆是软件产业链。

我们看到的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传感器、物联网这四大技术既是计算机基础技术，也是软硬一体化产业链。

我们看到的互联网新闻资讯、网络文学、游戏、直播、视频、数字音乐、网上社区、内容搜索（含地图导航），皆是互联网产业链。

随着科技革命的高速发展，数字经济已经进入从技术探索到产业应用的阶段，数字经济强调培养学员的复合能力，是经济学、数据科学、管理学等学科门类的结合，是一种跨界培养，是“思辨+管理+赋能”相结合的具体实践。

UCA—DDE项目旨在缔造数字科技独角兽，成就数字经济领军者，培养拥有商业资源同时具有影响力的业界翘楚，提高企业的决策能力和管理水平。

入学标准

• 相关专业硕士文凭，具备至少两年公司总监及以上高层管理经验；

• 非相关专业硕士文凭，具备至少五年公司总监及以上高层管理经验；

• 具备至少8年以上大型企业副总裁级别以上或中小企业董事长、总裁管理经验；

#未具备以上条件的管理工作经验者，请想考项目办公室提交补充附加材料特殊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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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大数据如何优化公共服务

大数据如何优化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领域采用大数据技术和大数据思维，既可以为政府进行公共服务决策和加强公共服务监管服务，可以为公共服务消费者在内的社会公众提供个性化和精准化服务，也有助于公共服务提供者降低成本，从而更好地实现公共服务自身的经济和社会特性并存的要求。但是，大数据不仅是一种海量的数据状态及相应的数据处理技术，更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场由技术变革推动的社会变革。在公共服务领域真正实现与大数据的融合，现实中还存在着多重挑战。

公共服务提供主体运用大数据的意识差异大。从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度来看，虽然公共服务提供机构对于数据的重视程度较高，但是范围更多地局限于对内部的数据认知。从总体来看，公共服务提供机构的管理人员并没有意识到外部数据如互联网数据与内部数据的结合所产生的价值，而是更多地把数据进行了存储，没有进行分析。这也加重了现有的数据孤岛问题和数据闲置现象。以人口管理为例，掌握准确的基础人口数据是人口管理的一大难点。涉及人口管理的有八九家部门，税务部门有纳税人口数据，教育部门有在读人口数据，公安局有户籍人口数据，社保局有参保人口数据，等等。孤立的任何一个数据库都不能全面展现一个地方的实有人口情况。

公共服务数据格式和采集标准不统一，导致数据可用性差。大数据预处理阶段需要抽取数据并把数据转化为方便处理的数据类型，对数据进行清洗和去噪，以提取有效的数据等操作。很多公共服务部门，每天都在产生大量的数据，但在数据的预处理阶段不重视，不同部门的数据格式、采集标准也非常不同，很多数据是非结构化的，导致数据的可用性差，数据质量差，数据处理很不规范。如危险化学品的监管问题，在目前的监管格局下，危险化学品在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的不同环节，除企业承担主体责任外，由安监、交通、公安等部门分别承担监管职责，这些主体对信息报备的宽严尺度不一。这样的宽严不一，以及各监管部门、企业主体间存在的种种信息壁垒，大大影响了监管效能。

公共服务部门从业人员多元化，大数据专业人才缺乏。数据采集工作牵涉的绝不仅仅是数据问题，它与政府以及事业单位等的改革深刻关联，势必对基层人员的工作能力和责任感都提出更高的要求。数据的采集和分析是一个多专家合作的过程，这要求相关人员是复合型人才，既熟悉本单位业务和需求，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经验，同时又要了解大数据技术，能够综合运用数学、数据分析、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等多方面知识。面对大数据，如果不会分析，数据就只是数据；如果错误分析，数据反而还会造成新的问题。

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领域，由于技术难度相对小，而且推广意义大，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应当率先突破大数据的应用障碍，政府部门应当而且也可以在这一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科学规划和合理配置网络资源，加强信息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信息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就谈不上信息化，更谈不上大数据。2013年8月，澳大利亚政府信息管理办公室（AGIMO）发布了公共服务大数据战略。到2013年底，澳大利亚人可以享受到每秒1G的互联网下载速度，而且安装宽带所需要的费用全部由政府免单，完全免费。对我国来讲，这一项工作只有以政府部门为主，根据发展需求，科学规划和合理配置网络地址、网络带宽等网络资源，并且鼓励大数据企业参与网络设施投资和电信服务运营。

与此同时，还应做好数据标准统一工作，为数据的采集、整合等提供支持。统一的标准是用好大数据的关键所在。应当加快研究建立健全大数据技术标准、分类标准和数据标准。针对行政记录、商业记录、互联网信息的数据特点，研究分析不同数据口径之间的衔接和数据源之间的整合，规范数据输出格式，统一应用指标涵义、口径等基本属性，为大数据的公开、共享和充分利用奠定基础。

政府搭建平台，推动公共服务部门与第三方数据平台合作，建设好社会基础数据库，助力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开展公共服务创新。公共服务部门可以考虑借助如网络、阿里、腾讯等第三方数据平台解决数据采集难题，为包括政府各职能部门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体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开展公共服务创新提供可能。另外，在政府信息公开不断加强的基础上，加大数据的开放和共享，建立起公共服务领域的数据联盟。大数据越关联就越有价值，越开放就越有价值。须尽快确立数据开放基本原则，政府带头开放公共领域的行政记录等公共数据，鼓励事业单位等非政府机构提供在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推动企业等开放其在生产经营、网络交易等过程中形成的数据。最终建立起公共服务领域的数据联盟。

按照“抓两头，带中间”的思路做好大数据人才的培训和储备工作。大数据的核心说到底是“人”。相应的人才培训和储备工作要抓好两头。一头是基层。由于公共服务领域中相当多的数据是从基层采集的，因此需要加强基层基础建设，要求公共服务部门要有完整的原始记录和台账，确保原始数据采集的准确性。而且也要求基层工作人员理解统一的数据平台、统一的软件操作、统一的指标含义。随着采集数据标准的逐步统一，采集数据的各个部门还需要相应地修改原来的流程、采集方式、人力配置等等。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制定适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保障基层工作人员的素质和能力跟得上新形势的要求。另一头是高端。数据分析对国内高校人才培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大数据人才的培养更多地集中在研究生阶段，从政府有关管理部门的角度来看，应该按照国务院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要求，放宽对高校专业设置的审批，真正落实高校管理自主权。鼓励并积极创造条件推动高校以及企业在大数据人才的培养方面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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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首席数据官是怎么炼成的

2021 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经济就业的研究报告中显示：一方面疫情极大增加了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展现出顽强的韧性。数字经济深刻影响我国就业结构，催生出新型就业形态，但是数字化人才供给却严重不足。

目前，国内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都在举办以“首席数据官”为主题的研修班，旨在培养一批具备大数据思维、综合素质健全、专业技能过硬的首席数据官人才。国外也有卡内基梅隆大学(费用 40,000$)、乔治梅森大学商学院（费首穗用 8,500$） 以“首席数据官”为主题的昌芹派学习或者认证。虽然短期培训学习是提升技能、能力的快速方法，但是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培养费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到底首席数据官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呢？笔者经过大量调研学习，写了一篇《首席耐贺数据官：数据驱动时代的大势所趋》的文章用于讨论首席数据官的内涵、发展、实践等最新进展，并基于此为首席数据官选拔与培养、能力提升与培训、任命与岗位设置提供理论支持和管理建议。在此研究学习过程中，笔者翻阅了大量资料，现整理其中最重要的资料，以飨读者。

CDO杂志源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年度 CDO 和信息质量研讨会(MIT CDOIQ)。该研讨会自 2007 年起由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与国际首席数据官协会(isCDO)和 ComSpark 合作领导。愿景和使命是成为首屈一指的全球出版物，在构成数字时代基础和核心的战略数据管理和分析能力方面为全球领导者发声。cdomagazine 是一个媒体新闻社区，主要模块包括：对首席数据官最新观点的视频访问；全球著名首席数据官名录；以及 2021 年首席数据官峰会。

美国联邦CDO委员会是根据2018年循证决策基础法案立法成立，联邦 CDO 委员会致力于为 CDO 创造一个支持性环境，以分享有关培育数据驱动型组织的最佳实践的信息，同时通过协作和共享领导力来识别和解决跨领域的联邦范围内的数据挑战，领导联邦数据战略行动计划的交付。2020 年 6 月 10 日，OMB 任命美国农业部的 Ted Kaouk 为首席数据官委员会的首任主席。2021 年 5 月发布《联邦 CDO 数据技能培训计划案例研究》，2022 年 1 月份发布《首席数据官(CDO)手册》。

国家首席数据官协会（isCDO） 起源于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是由一群定期参加 MIT CDO/信息质量研讨会的 CDO 创建的，通过其指导和咨询职能提供了一种改进对 CDO 和其他负责组织数据领导的人员的支持和授权的方法。

麻省理工学院首席数据官和信息质量研讨会(MIT CDOIQ)现已进入第 15 个年头，是分享和交流前沿思想、内容和讨论的重要活动之一。目的是在所有行业和国家推进知识并加速采用首席数据官(CDO)的角色，同时研讨会也会有大量学术论文发表。Richard Y. Wang 是 首席数据官和信息质量(CDOIQ)项目的主管。他是首席数据官（CDO）研究和实践的先驱和领导者。Doug Laney 是 West Monroe 的数据与分析战略创新研究员，MIT CDOIQ 研讨会联合主任，他开创了信息经济学领域，并撰写了畅销书《信息经济学：如何将信息货币化、管理和衡量信息作为竞争优势的资产》。2020 年，Lead Tribune Media Group 与麻省理工学院首席数据官信息质量研讨会(MIT CDOIQ)合作推出了 CDO 杂志。

CDOTrends是亚洲唯一一个致力于满足首席数字官需求的内容门户。CDOTrends 专注于六个核心领域，包括数字战略、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客户体验管理、数字隐私、分析，以及我们对 CDO 大学的同行启发的领导力洞察和案例研究。

从 2013 年 2 月的首届 CDO 峰会开始，CDO俱乐部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欧洲和日本设立。CDO 俱乐部（成立于 2011 年）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大的 C-suite 数字、数据和分析领导者社区。贝恩资本和 CDO 俱乐部联合发布了一份关于“ 101 位已成为 CEO 的 CDO”的报告，其中列出了自 2011 年以来成为 CEO 或总裁的 101 位首席数字官和首席数据官。CDO 俱乐部是唯一跟踪这一重要趋势的组织。从 2013 年至今每年会公布一些知名首席数据官。网站每个月会公布一些大公司新任命的首席数据官。

Peter Aiken 博士是公认的数据管理(DM)权威、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副教授、 DAMA 国际主席和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首席数据官协会副主任。著有《首席数据官案例》、《实战和首席数据官之旅》等书籍。

2019 年出版，作者：张宏云、黄伟、徐宗本、Richard Y. Wang。

张宏云、黄伟、徐宗本，任职于西安交通大学管理。Richard Y. Wang 是麻省理工学院 MIT 首席数据官和信息质量(CDOIQ)项目的创始人，被认为是“信息质量的奠基人”，在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担任教授，中国西安交通大学的名誉教授，他的开创性工作最终导致在全球范围内广泛采用首席数据官这一角色。

本书从管理的角度分时代篇、概念篇、学术篇和实践篇 4 篇，对大数据领导者的研究内容展开探讨，包括首席数据官的兴起和内涵，首席数据官的理论基础、角色及其与组织绩效的关系，首席数据官需求评估和岗位设计，中国的大数据战略，以及对首席数据官的访谈实录。

2015 年出版，作者：（美）Peter Aiken, Michael Gorman。

作者 peter aiken 在数据管理领域有几十年管理咨询、培训经历，DAMA 国际三大院士级专家之一。另外著有《The CDO JOURNEY》。御数坊创始人刘晨翻译，数据治理领域专家，较早研究首席数据官职位。

2022 年出版， 马丁·特瑞德著，马欢等译。

CIO时代：2021 版中国首席数据官（CDO）知识体系。

第一 财经 ：第一 财经 在 2018 年走访 50 位顶尖数据科学人。

锦囊专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董小英，首席数据官制度建设：概念、职责与能力初探。

大数据时代首席数据官的角色与职责 [J].聂钰,肖忠东,冯泰文,等. 中国 科技 论坛, 2019(7):8.

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的核心要义与运行分析 .夏义堃. (2020).图书情报知识(1), 10.

《首席数据官指南制定战略计划，强化数字优势》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2016 年

《首席数据官：重新构想企业数据的作用》 Glenn Finch IBM，2014 年

《数字资产时代，首席数据官正在崛起》 普华永道思略特，2021 年

作者简介：

孙宁，高级项目经理、数据治理专家、技术总监、工商管理硕士、DAMA China 会员。

④ 哪一年八月澳大利亚政府发布了澳大利亚公共服务大数据战略

2013年8月，澳大利亚政府信息管理办公室（AGIMO）发布《公共服务大数据战略》，提出了指导大数据发展的六大原则和实现目标拟采取的六项举措。澳大利亚将利用大数据来提供更好的服务与政策建议，同时利用隐私保护经验和现有ICT投资，以成为利用大数据分析来驱动公共部门提高效率、实现合作与创新的领导者。

战略提出指导大数据发展的六大原则

（1）数据是国家资产：

（2）从设计入手保护隐私：

（3）数据集成与过程的透明：

（4）应共享技能、资源与能力：

（5）与产学界合作：

（6）加强开放数据：

《公共服务大数据战略》该战略以六条“大数据原则”为支撑，旨在推动公共行业利用大数据分析进行服务改革，制定更好的公共政策，保护公民隐私，使澳大利亚在该领域跻身全球领先水平。

⑤ 澳大利亚有没有将大数据上升为国家战略

有茄段。澳大利亚联邦简称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位于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纤纳判之间，有将大数据上升为国家战略，旨在推动数字数据和快速数据收集和分析方式的创新，使澳大毁改利亚成为世界数字经济的领军者。

⑥ 哪个国家率先发布了公共服务大数据战略

澳大利亚发布《公共服务大数据战略》
该战略以六条“大数据原则”为支撑，旨在推动公共行业利用大数据分析进行服务改革，制定更好的公共政策，保护公民隐私，使澳大利亚在该领域跻身全球领先水平。

⑦ 有哪些国家将大数据上升为国家战略

1、美国

美国是第一个将大数据上升至国家战略并制定行动计划的国家。2010年，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在呈给总统奥巴马的报告中建议：“联邦政府都要制定一个应对‘大数据’的战略”，大数据对美国政策制定的效果也越来越明显。

2、英国

2010 年英国政府开放数据门户网站Data.gov.uk 正式上线以来，英国政府开放数据范围已涵盖福利待遇、法律、交通、教育学习、公民权利、工作求职、税收、移民签证等15 个领域，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将政府财政税收和公务员收入完全公开与透明化，以达到迎接社会挑战、打击腐败和加强民主、增强政府诚信的目的。

3、澳大利亚

2011年5月，澳大利亚政府公布了《国家数字经济战略》报告，旨在确保2020年前基本完成国家宽带网络的物理建设，使澳大利亚成为世界数字经济的领军者。

随着大数据发展战略得到全球各国的高度重视，联合国秘书长执行办公室于2009 年正式启动了“全球脉动”(Global Pulse)倡议项目，旨在推动数字数据和快速数据收集和分析方式的创新。

4、中国

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这是大数据第一次写入党的全会决议，标志着大数据战略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五中全会，开启了大数据建设的新篇章。

(7)澳大利亚大数据战略扩展阅读

就大数据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而言，五中全会的公报具有五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也对应着相应五个方面的建设努力方向。

1、大数据战略要坚持党的领导、政治引领。党代表人民利益，党性的本质是人民性，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坚持在大数据建设中切实保障公共利益、人民利益。

2、大数据战略要政府表率推动。大数据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首先是需要政府做出表率，在开放数据、开放政府建设方面做出表率和积极努力。

3、大数据战略要立法规范。在开放政府数据，搜集储存记录个体、企业、组织信息，交易、再利用大数据资源等方面，要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予以规范。

4、保障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市场均衡与有效竞争秩序。在大数据产业发展中，政府是推动力量，然而企业由于直接从事商业活动，更有动机成为大数据产业发展的主体。然而，由于网络时代，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更为明显，大数据产业很容易形成强者愈强的产业垄断。

5、大数据产业发展要保障公共安全。任何产业的发展不能只顾经济利益而忽视公共安全。

⑧ 为什么自贸港选择落地海南

海南的六大独特优势
面向未来的新时代，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海南的独特优势，未来地位不输深圳，香港。
第一、海南有博鳌亚洲论坛。
博鳌亚洲论坛虽然叫亚洲论坛，但是现在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亚洲。有人说它是东方的达沃斯论坛，但这个高度还不够，它的未来影响力肯定会超过达沃斯论坛。
第二、海南具有资源、能源的优势。
我们每次提起海南，想起的都是地图上那块小小的土地，事实上并非如此，千万别忘了，海南身后是广大的海洋资源。海洋是万物的起源。在这广大的海洋国土面积上，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像海盐场、鱼类、珊瑚等等资源非常丰富，而在这些资源当中最重要的便是能源。
第三个是海南的热带资源优势。
众所周知，我们大部分地区都属于温带气候，属于热带气候的地区并不多。从陆地面积来讲，海南的热带面积占了全国的近一半（44%）。海南有三千多种热带植物资源，建国以后又引进了一千多种植物资源，随着生物科技的发展，海南的热带植物资源越来越成为一个宝库。袁隆平院士陪同考察海南育种基地的新闻引起热议，大家都在期待在种植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奇迹。
第四个是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岛的优势。
随着人们逐渐富裕，旅游成了当代人最喜欢的放松方式。最近几年每年都超过一个亿的出境旅客，消费金额都在上千亿美元。这背后的影响是，肥水流了外人田，还使全球排华气氛逐渐上涨。
第五个是海南的地缘优势。
海南扼守南海的门户，与越南、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和文莱等国隔海相望，是中国联结东盟和大洋洲的战略枢纽，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最关键的节点。在未来的新时代里，海南自由贸易岛就是中国撬动东盟、澳洲和南亚、非洲的战略支点，通过众多港口构成的珍珠链，成为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货物、资金、信息和人才的集散地。
第六个是海南的航天和军工优势。
海南作为中国海域面积最大的省区，未来无疑将成为中国海军最重要的海上基地，大量的军民融合项目和军转民项目将会放到海南去，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央要把海南定位为建设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的内涵所在。

⑨ 哪些属于数字经济范畴

数字经济包括日常的共享单车、外卖、互联网金融、网购等等。数字经济具体到细分领域，还包括人工智能的应用和物联网的发展。

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近年来，各国聚焦数字化发展，纷纷制定数字经济战略，推动数字化转型，政策范围覆盖了商业创新、生产制造、公共治理、居民就业、教育医疗等各领域，旨在提升国家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如澳大利亚出台的数字经济战略，相当于数字化转型战略，涵盖了键闷教育、医疗蠢亮蠢、环保、政务等各方面的应用。
数字经济具有普惠化特征，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数字经济的内涵
作为经济学概念的数字经济是人类通过大数据(数字化的知识与信息)的识别—选择—过滤—存储—使用，引导、实现资源的快速优化配置与再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通过不断升级的网络基础设施与智能机等信息工具，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人类处理大数据的数量、质量和速度的能力不断增强，推动人类经济形态由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智慧经济形态转化，极大地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资源优化配置效率，提高产品、企业、产业附加值，推动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同时为落后国家后来居上实现超越性发展提供了技术基础。数字经济也称智能经济，是工业4.0或后工业经济的本质特征，是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智慧经济的核心要素。正是得益于数字经济提供的历史机遇，使我国得以在许多领域实现超越性发展。带陪

⑩ 发达国家如何布局大数据战略

发达国家如何布局大数据战略
大数据在美国之所以能被迅速、广泛应用，与美国高度重视大数据价值、积极推动数据开放和拥有一批掌握核心技术的信息技术企业密切相关。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大数据战略课题组
最近几年，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采取各种政策举措，积极推进国家大数据战略，取得了长足进展，成功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将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美国在推进大数据应用上形成了从发展战略、法律框架到行动计划的完整布局，已实施四轮政策行动。第一轮是2012年3月，白宫发布《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并成立“大数据高级指导小组”。第二轮是2013年11月，白宫推出“数据-知识-行动”计划，进一步细化了大数据改造国家治理模式、促进前沿创新、提振经济增长的路径，这是美国向数字治国、数字经济、数字城市、数字国防转型的重要举措。第三轮是2014年5月，美国总统办公室提交《大数据:把握机遇，维护价值》政策报告，强调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紧密合作，利用大数据最大限度促进增长，减少风险。第四轮是2016年 5月，白宫发布《联邦大数据研发战略计划》，在已有基础上提出美国下一步的大数据发展战略。
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制定大数据发展战略，主要包括:数据价值链战略计划、资助“大数据”和“开放数据”领域的研究和创新活动、实施开放数据政策、促进公共资助科研实验成果和数据的使用及再利用等。欧盟力推数据价值链战略计划，用大数据改造传统治理模式，试图大幅降低公共部门成本，并促进经济和就业增长。2012年9月，欧盟委员会公布“释放欧洲云计算服务潜力”战略，旨在把欧盟打造成推广云计算服务的领先经济体，预计到2020年，大数据技术领域新增投资将为欧盟创造9570亿欧元产值，增加380万个就业岗位。2013年英国政府发布《英国数据能力发展战略规划》，并建立世界首个“开放数据研究所”。
日本把培育大数据和云计算派生出的新兴产业视为提振经济增长、优化国家治理的重要抓手。2013年6月，安倍内阁正式公布《创建最尖端信息技术国家宣言》，这一以开放大数据为核心的IT国家战略，旨在把日本建成具有“世界最高水准的广泛运用信息产业技术的社会”。
2011年，韩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院正式提出“大数据中心战略”以及“构建英特尔综合数据库”。2012年，韩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就大数据未来发展环境发布重要战略规划。2013年，韩国未来创造科学部提出“培育1000家大数据、云计算系统相关企业”的国家级大数据发展计划，以及出台《第五次国家信息化基本计划(2013-2017)》等多项大数据发展战略。
注重数据开放共享和隐私保护
目前，全球有75个国家明确承诺要建设开放政府、推行政府数据公开，并以政府白皮书、宣言和最高首长指令等形式启动开放政府数据战略。
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加强了数据隐私保护。目前全球已有近90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欧盟从1995年通过《数据保护指令》以来，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对个人隐私数据的保护。从2002年的《隐私与电子通讯指令》到2009年的《欧洲信息缓存指令》，都是保护个人隐私的监管规定。
2016年4月，欧洲议会通过《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以欧盟法规形式确定对个人数据的保护原则和监管方式，将于2018年5月开始实施。英国、法国、德国、爱尔兰、荷兰等国家也纷纷出台要求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企业进行数据留存的法规。2016年10月27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批准了一项消费者隐私保护规则，要求宽带服务提供商在使用消费者的网络搜索、软件使用、位置信息和其他与个人信息相关的数据之前必须征得用户同意。另外，2016年8月1日，美国和欧盟签署的“隐私盾”协议正式生效，替代以前的“安全港”协议，提高了个人数据保护水平。
重视大数据重大项目研究与应用，占领大数据产业和技术制高点
发达国家以点带面引导大数据发展，通过资助重大项目研究，破解大数据发展核心技术，引导企业和社会推动大数据发展。2012年3月，美国发布《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时宣布投资2亿美元，联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研究院、国防部、能源部、国防部高级研究局、地质勘探局等6个联邦部门和机构，共同提高收集、储存、保留、管理、分析和共享海量数据所需核心技术的先进性，并形成合力。2013年1月，英国财政部明确将投入1.89亿英镑用于大数据和节能计算技术研发，旨在提升地球观测和医学等领域的大数据采集分析能力。2013年4月，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又宣布新增6400万英镑用于大数据研发，其中3400万英镑用来建立“行政数据研究网络”，汇聚政府部门和机构所收集的行政数据，促进发挥政府数据对科学研究、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作用。2014年，英国政府投入7300万英镑进行大数据技术开发，包括在55个政府数据分析项目中开展大数据技术应用。2013年，法国政府投入1150万欧元，用于7个大数据市场研发项目，促进大数据研发。
建立高规格的领导机构，统筹和强化部门间协作
各国战略规划都指定专门的管理机构和执行机构，其共同特点是凌驾于传统政府机构之上，突破了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提高了决策与执行的效率。美国由白宫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牵头建立大数据高级监督组，通过协调和扩大政府对大数据的投资、提供合作机遇、促进核心技术研发和劳动力发展等实现大数据战略目标。日本政府内阁和总务省信息通信技术(ICT)基本战略委员会作为日本大数据战略制定和执行部门，肩负制定面向2020年日本新ICT战略的任务。澳大利亚设立跨部门大数据工作组负责战略落地，同时配备专门的支撑机构，从技术、研究等角度提供支撑。英国大数据战略分别针对提高技术能力、基础设施和软硬件建设、推进合作、数据开放与共享，指定具体机构负责，同时由信息经济委员会根据发展战略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政府营造环境，充分调动企业发展大数据的积极性
大数据在美国之所以能被迅速、广泛应用，与美国高度重视大数据价值、积极推动数据开放和拥有一批掌握核心技术的信息技术企业密切相关。谷歌、易安信、惠普、IBM、微软、甲骨文、亚马逊、Facebook等企业很早就通过收购或自主研发等方式布局大数据，成为大数据技术的主要推动者，并快速推出与大数据相关的产品和服务，为各领域、各行业应用大数据提供工具和解决方案。除了传统信息技术企业，在大数据分析、应用及安全等领域还涌现出一批像盛庞卡(Splunk)、天睿(Teradata)等创新能力较强的创业公司，在风投资本支持下快速成长，并引导新的市场发展，为各界应用大数据提供了丰富的创新工具。
强化开源社区在技术开发中的作用，打造大数据产业链的核心竞争力
从大数据技术发展历程看，大数据核心技术如分布式存储、云端分布式及网格计算均依赖开源模式，吸引全球开发者开发、维护和完善代码，从而汇集全球智慧推动大数据技术不断进步。大数据处理的核心技术哈杜普(hadoop)、映射归约(MapRece)和星火(Spark)等均基于开源环境的创新发展。阿帕奇软件基金会(ASF)是推动大数据技术发展的全球顶级开源社区，集结了全球最主要的大数据技术研发公司。同时，大数据领先企业也围绕自身生态打造技术开源社区，这种开源项目方式吸引了全球顶尖技术人才共同开发，推动了技术创新和成果推广。
多措并举，坚守大数据安全底线
一是构建多方协同合作的安全机制。以美国为代表，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打破数据割据与封锁，整合大数据资源，协调大数据处理和分析机制，推动重点数据平台之间的数据共享，消除和控制高级可持续攻击的危害。
二是组建网络部队，增强威慑能力。2005年4月，美军正式组建专门负责网络作战的“网络战联合功能构成司令部”。日本2005年底决定组建一支由陆、海、空自卫队计算机专家组成的5000人左右的网络战部队，专门从事网络系统的攻防。2013年初，俄罗斯国防部下令要求俄总参谋部确定建立陆军网络司令部的计划。目前，世界上已有46个国家组建了网络战部队，很多国家仍在不断加大网络空间安全投入。
三是提高防范意识，加强主动防御。美国政府要求各联邦机构对所制定的安全计划，至少每隔三年执行一次独立的安全检查或审计。
四是注重“撒手锏”的战略性技术。发达国家紧紧抓住操作系统、密码专用芯片和安全处理器等“撒手锏”的战略性技术研究。
五是依托国家外交战略，促进国际合作。美国利用网络安全话题与其他国家开展外交活动，为美国信息产业谋求更大市场份额。德国推动建立和保持欧盟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合作、联邦政府内部的合作、联邦政府信息技术特派员负责的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
六是推进军民融合，确保制信息权。美国有关机构对大数据投入巨资，目的是应对军事和国家安全领域面临的大数据挑战，提升维护国家安全和信息网络安全的能力。美国不断加强大数据资源开采，联合有关盟友组建“五眼联盟”，进行全球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