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著名学者

⑴ 大数据概念是在哪一年由谁首次提出的

1980年，阿尔文托夫勒提出。

1980年，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最早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提出了大数据（BigData）的概念，并将其赞颂为第三次浪潮的华彩乐章。直到现在，大数据在政府决策部门、行业企业、研究机构等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实际创造了价值。

相关介绍：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给出的定义是：一种规模大到在获取、存储、管理、分析方面大大超出了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能力范围的数据集合，具有海量的数据规模、快速的数据流转、多样的数据类型和价值密度低四大特征。

大数据技术的战略意义不在于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而在于对这些含有意义的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换而言之，如果把大数据比作一种产业，那么这种产业实现盈利的关键，在于提高对数据的“加工能力”，通过“加工”实现数据的“增值”。

⑵ 大数据之父舍恩伯格:互联网比你更了解你

大数据之父舍恩伯格:互联网比你更了解你

牛津大学网络研究院网络监督及管理学教授，研究领域为网络经济。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信息监管科研项目负责人，哈佛国家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网络监管项目负责人；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学院信息与创新策略研究中心主任。并担任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大学、维也纳大学的客座教授。

有100多篇论文公开发表在《科学》、《自然》等著名学术期刊上，同时也是哈佛大学出版社、麻省理工出版社、通信政策期刊、美国社会学期刊等多家出版机构的特约评论员。

信息权威与顾问，咨询客户包括微软、惠普和IBM等全球顶级企业。早在1986年与1995年就担任两家软件公司的总裁兼CEO，1991年跻身奥地利软件企业家前5名之列，2000年被评为奥地利萨尔斯堡州的年度人物。

机构和国家政府高层的信息政策智囊，专注于信息安全与信息政策与战略的研究，是欧盟专家之一，也是世界经济论坛、马歇尔计划基金会等机构的咨询顾问，先后担任新加坡商务部高层、文莱国防部高层、科威特商务部高层、迪拜及中东政府高层的咨询顾问。

超过两年没穿的衣服会送人，拍得不好看的照片要当即删除

大数据之父舍恩伯格：互联网比你更了解你

时代周报记者 韩玮 发自上海

舍恩伯格又要戴着他标志性的约翰·列侬式的圆眼镜来中国了。

9月25日，时代周报举办2015“影响力·中国”秋季峰会，舍恩伯格将受邀出席，讲他最擅长的大数据。

最近两年，这位数据科学领域的权威学者每隔几个月就会出现在中国，而他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媒体、读者的簇拥。

舍恩伯格之所以在国内名声大噪，主要是因为他的两本畅销书、关于大数据的先河之作—《大数据：一场将改变我们生活、工作和思考方式的革命》（Big Data :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 Work, and Think，中文版又名《大数据时代》）以及《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Delete: The Virtue of Forgetting in the Digital Age）。前者揭示了大数据给人类带来的巨大改变，后者则尝试探索大数据时代人类应该如何构建积极而安全的未来。

作为最早洞悉大数据发展趋势的数据科学家，舍恩伯格在国内受追捧并不奇怪。毕竟，此刻的中国—国务院刚刚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提出推动大数据发展和应用在未来5-10年逐步实现的目标及主要任务。国内的大数据产业正迎来大发展时期。

而由于大数据太火，在这个新淘金时代，人们对舍恩伯格的兴趣不再停留于他的研究，还延伸至他本人以及他获得一系列学术成就的过程。

恰好，舍恩伯格是个性格有趣而经历丰富的人。比如，他曾因不想继承家业而与父亲争执数十年，最终走上学术之路。

代码少年

“我母亲以前经营一家电影院，我每年都会问她，过去一年最好的电影是什么？她总是说，我知道，是×××。但她总是错的。”

舍恩伯格常常在演讲中提起这个例子，尽管只是为了佐证大多数人都需要数据分析工具这个观点，但无意间却把很多人的兴趣引向了他的过去。

这位如今在全球数据科学领域极具名望的科学家其实算得上是“富二代”。他出生在距离莫扎特故乡奥地利萨尔茨堡两小时车程的一个小镇上，父亲是当地的税务律师，有自己的事务所；母亲则打理着小型电影院、花店等生意。

1966年，舍恩伯格出生那年，他的父亲买来了小镇上的第一台电脑，价格不菲。当时，镇上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肯定会破产。而这台巨大的个人电脑运转时发出的嗡嗡声陪伴了舍恩伯格的整个童年。

小时候，舍恩伯格喜欢看阿斯特丽德·林德格伦的童话书。这位已故瑞典作家最著名的作品是那本充满想象力的《长袜子皮皮》。而那时的舍恩伯格梦想成为发明家，因为，让想法变成现实是一件特别诱人的事。

“如果还可以和林德格伦共进午餐，我想问她，她如何激发自身的想象力？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舍恩伯格说。

读书时，舍恩伯格最喜欢的科目是物理和数学，进而又对计算机着迷。十一二岁时，他就想用那台嗡嗡作响的电脑编程。

“当时，只有大学才有计算机，我就去当地大学报了一门编程课。但老师觉得我不可能学会，就让我自己玩。于是，我便在角落里自学。”到了高中时期，这位天赋异禀的少年先后在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和奥地利青年程序员竞赛中获了奖。

17岁时，舍恩伯格第一次触网。当时，他无意间得到一个声音耦合器，其实不过是简陋的调制解调器—使用者得把电话听筒与之连接，从而激活以声音传送方式进行的数据传输。

在此之前，舍恩伯格听说过互联网，但从没体验过。于是，他捣鼓了好几个月，试掉了一大笔电话费，最终连上了一个提供初级的邮件、论坛等商业在线服务的无线电通讯网站“The Source”。此后，舍恩伯格便一发不可收拾，对网络着了迷。

1986年，年仅20岁、没读完大学的舍恩伯格“创业”了—成立杀毒软件公司Ikarus，并开发了一款当时奥地利最畅销的软件Virus Utilities。至今，网络对Virus Utilities的介绍上写着，这是一款剽悍的杀毒软件。1991年，年轻的舍恩伯格还被评选为奥地利最顶尖的5位软件企业家之一。

这段程序员的经历为舍恩伯格的未来打下了基础。许多年后，在《大数据时代》这本书中，舍恩伯格写道，真正的数据科学家是统计学家、软件程序员、图形设计师与作家的结合体。

父与子

在舍恩伯格的学术之路上，很难绕开的一个人物，就是买来了小镇上第一台电脑的父亲。

舍恩伯格与父亲的关系并不差。至今，他记忆最深的关于父母的细节是，每天晚餐后，父亲都会耐心听他讲述那天发生的事以及他的一些想法。舍恩伯格觉得，这是父亲的“超能力”。

不过，父亲始终不希望舍恩伯格满脑子想着如何成为计算机学家，尽管他迁就儿子喜欢计算机。这位在小镇上有头有脸的税务律师总在劝说自己的孩子尽早学完法律，继承家业。在子承父业和投身计算科学之间，舍恩伯格与父亲争执了数十年，直到后者去世。

而在20岁左右的年龄，舍恩伯格还是顺从父亲，先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读了法学本科。据说，因为法律太无趣，这位学霸硬是在3年半里读完了7年的书。

接着，父亲要求舍恩伯格继续在法律上深造，但这个年轻人心不甘情不愿，于是便赌气地只申请了一所学校—哈佛。他觉得，自己肯定不会被录取。

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舍恩伯格以为是朋友开玩笑，于是按照上面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斥责，“这是愚蠢的玩笑！”而电话另一头却有声音说，“不，这里是哈佛。有什么能帮你吗？”

这不是舍恩伯格唯一一次“厚积薄发”。其实，在学生时代的大部分时期，舍恩伯格虽然出色，但不是最出色的那个。但到了最后一个学年，他就像突然间开了窍，过去学过的东西顿时“融会贯通”了。于是，出乎所有人包括他自己的意料，他在毕业前的最后一次考试中获得了学生生涯唯一一次的全A。

而在美国最古老的法学院哈佛法学院，舍恩伯格开始觉得自己学的法律不再像本科时那么了无生趣。尽管如此，他依然不想学成后接手父亲的公司。

有记者采访舍恩伯格时曾问，“你后来为什么当上了大学教授？”他说，“我一直想成为发明家，直到我那个一直‘逼’我接手家业的父亲有天问我，如果不想做税务律师，你想做什么时，我才下定决心当大学教授。至少，对于我父母来说，这会是一个比发明家更容易接受、更受人尊敬的工作。”

从哈佛毕业后，舍恩伯格又拿到了萨尔茨堡大学的法学博士以及伦敦政经学院的理学硕士学位，并依照对父亲的承诺，在伦敦一所大学谋得了教职。

当时，舍恩伯格的父亲面对这样的局面依然感到有些失落，最后竟然猝然辞世。父亲去世的第二天，舍恩伯格选择离开伦敦，放弃自己的事业和学术，回到自家的镇子上，做起了以前无数次拒绝的税务律师。

“我的人生，和大多数人一样，既是连贯的，同时又屡受波折。我最初喜欢物理、数学，转而对计算机产生兴趣，进而关注数据安全和数据编码，并喜欢上了研究隐私法、知识产权法以及网络法。依照这个路径，数据逐渐成为我关注的重点。但我的生活又被一次次打乱。比如，父亲的离世让我放弃了原来的事业规划，回到了老家；但一年后，我又卖掉父亲的公司，艰难地重回学术圈；后来，偶然的机会让我得以到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任教。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波折给我制造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但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机会。”舍恩伯格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大数据之父

自1998年始，舍恩伯格的学术研究步入正轨。他进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任教，并在那里度过了10年。此后，他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做过3年副教授，借机观察亚洲的信息政策，而今则在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院担任治理与监管专业的教授。

这10余年间，互联网飞速发展，人们开始使用手机上网、聊天、购物，完成很多过去必须线下操作的事。而这些变化都被舍恩伯格陆续记录在论著里。

2010年，在舍恩伯格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几乎所有参会者发言时都开始提及社会运转模式正在发生某种改变，但谁也说不出这种变化的实质是什么。当时，《经济学人》的数据编辑肯尼思·库克耶（Kenn Cukier）也在会场，他不久前刚做过一期《大数据的冲击》的特刊报道。

那场研讨会后，舍恩伯格与库克耶进行了很多次深入交谈，“然后，我们决定合写一本书，探讨大数据对于当下的意义以及大数据时代的本质”。

2012年12月，舍恩伯格与库克耶合写的《大数据时代》出版。这本大数据研究的先河之作不仅广受媒体好评，还让舍恩伯格知名度大涨。

在书里，舍恩伯格通过各种例子展现大数据带来的改变。比如，一家叫Farecast的公司通过近十万亿条价格记录来预测美国国内航班的票价。到2012年为止，票价预测的准确率达到75%，使用Farecast票价预测工具购买机票的旅客，平均每张机票可节省50美元。

“大数据的核心是预测。它通常被视为人工智能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一种机器学习。但其实，这种定义具有误导性。大数据不是要教机器像人一样思考，相反，它是把数学算法运用到海量数据上来预测事情发生的可能性。”舍恩伯格写道。

在这本书里，舍恩伯格还提出了一个广为引用的观点—大数据关注的不是随机样本，而是全体数据；不是精确性，而是混杂性；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

“具体来说，大数据的目的是全面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同时，我们要明白，在数据质量和数据数量之间要有一个平衡，所以，‘不是精确性，而是混杂性’，而‘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这是让我们意识到，因果关系不再是解释这个世界的唯一逻辑。”舍恩伯格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此外，舍恩伯格还是倡导大数据商业应用的第一人。在《大数据时代》中，他指出，如今的数据已经成为一种商业资本、一项重要的经济投入，可以创造新的经济利益。而这也是他屡屡被正在大力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的中国人当作座上宾的原因之一。

在关注数据的价值之余，舍恩伯格感兴趣的另一重要领域是如何避免数据被滥用。在早于《大数据时代》出版的《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一书中，舍恩伯格提出了数字时代最大的问题：互联网记住了人们希望自己忘记的东西。当遗忘成为例外，记住变成常态，人类理性决策的能力就会受到威胁。所以，在大数据时代，所有人都应该享受“被遗忘的权利”。

事实上，舍恩伯格本人早早地为自己确立了一套关于删除的生活准则。比如，那些超过两年没穿的衣服会被他送人或处理；那些拍得不好看的照片，他会当即删除。因为，“如果不删除，在数字时代，互联网可能会比你自己更加了解你”。

舍恩伯格这些新颖的想法曾一度让读者直呼开了眼界。而目前，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自己的兴趣点转到了小型无人机上。其实，一直以来，舍恩伯格对飞机驾驶以及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无人驾驶都颇感兴趣。只是不知道，这位数据科学家未来又会在这个问题上带来怎样“让人感觉脑洞大开”的思考。

对话舍恩伯格：

“只要他们不滥用权力，不必对数据寡头反垄断”

时代周报记者 韩玮 发自上海

9月13日，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舍恩伯格讲述了自己对大数据的一些理解，以及收获这些理解的过程。

影响最深的人是高中物理老师

时代周报：今年暑假，以艾伦·图灵为原型的传记电影《模仿游戏》在中国上映，感动了很多人。你看过这部影片吗？艾伦·图灵是计算机科学之父，他对你从事数据科学研究是否有影响？

舍恩伯格：我看过这部电影。事实上，很多年前，我就读过一些图灵的论著。你可能记得，我以前做软件公司时就需要编码，所以，图灵的书肯定要看。

不过，影响我最深的人不是图灵，而是我的高中物理老师。他让我开始接触到熵的概念、相对论、量子理论等。对于我来说，他就像是为我打开了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时代周报：大家都认为你是当今最重要的数据科学家之一。我特别好奇，大数据给你本人的日常生活带来改变了吗？

舍恩伯格：我是大数据服务的“大用户”。平常，我会戴苹果手表，一直以来，它为我的身体健康提供了很多帮助；我也喜欢诸如亚马逊一类的电子商务公司，同时，还经常使用谷歌地图。此外，维基网络对我来说是个难得的好帮手，它让我比过去更加容易获得有用的信息，对我的帮助很大。

时代周报：我今年曾采访过畅销书《大停滞》（The Great Stagnation）的作者、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考恩。在谈到对大数据的看法时，他告诉我，“大数据被高估了，因为，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们手握的这些数据要用来干什么，企业也一样。大数据能帮助我们在某些边缘地带提高效率，比如针对性的广告，但它无法改变全局。这其中，最困难的是问对问题，并且找到问题背后特定的模式，再用数据去加以匹配。这非常难以实现。”你认同他的观点吗？

舍恩伯格：我非常欣赏泰勒·考恩，《大停滞》是一本很棒的著作。我还曾引用过这本书里的一些观点。但在大数据的问题上，我觉得他的观点是错误的，或许，这是因为这方面不是他所研究的核心专业领域。

大数据可减少资源不公平的危害

时代周报：现在，大多数行业提起大数据就言必称“这是一场行业革命，要颠覆过去”。你认为，大数据真的会颠覆那些传统行业吗？

舍恩伯格：会的，这种颠覆已经发生，并在快速进行。施乐帕罗奥尔托研究中心前主管约翰·西里·布朗（John Seely Brown）就发现，过去几十年，超大型企业的寿命正在缩短。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就在最近几年，大数据驱动、估值达到数百亿美元以上的互联网企业不断涌现。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在比今天更多的领域，发生比今天更快的变化。

时代周报：目前，中国存在网络、阿里巴巴、腾讯三大互联网巨头，分别统治着搜索、电商、社交三个领域，他们不断吸纳着用户的网上行为数据，几乎肯定会成为中国的数据寡头。你认为，在数据层面是否需要反垄断？

舍恩伯格：我认为必要的一点是，互联网要对新的创新主体保持开放的状态。只要大企业不滥用自己的权力，将那些更小但更好的初创企业赶出市场，那么，他们就不会制造太多的威胁。所以，我更关注的是这些企业的实际行为，而非他们的规模。

时代周报：除了数据，我知道，你还对教育问题有着深入研究。今年1月，你出版了一本名为《与大数据同行：学习和教育的未来》的新书，专门探讨大数据研究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以求真正实现因材施教。而中国教育的主要问题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大数据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舍恩伯格：大数据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种不公平，但是，通过大数据的手段，我们能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提供高度个性化的教育，从而减少这种不公平带来的危害。换言之，大数据能让学生以很低的成本，获得至少像“私人家教”那样的订制教育。所以，大数据可以成为改变整个游戏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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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大数据时代的作者简介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
他是十余年潜心研究数据科学的技术权威，他是最早洞见大数据时代发展趋势的数据科学家之一，也是最受人尊敬的权威发言人之一。他曾先后任教于世界最著名的几大互联网研究学府。现任牛津大学网络学院互联网治理与监管专业教授，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信息监管科研项目负责人，哈佛国家电子商务研究中网络监管项目负责人；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学院信息与创新策略研究中心主任。并担任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大学、维也纳大学的客座教授。
他的学术成果斐然，有一百多篇论文公开发表在《科学》《自然》等著名学术期刊上，他同时也是哈佛大学出版社、麻省理工出版社、通信政策期刊、美国社会学期刊等多家出版机构的特约评论员。
他是备受众多世界知名企业信赖的信息权威与顾问。他的咨询客户包括微软、惠普和IBM等全球顶级企业；而他自己早在1986年与1995年就担任两家软件公司的总裁兼CEO，由他的公司开发的病毒通用程序，成为当时奥地利最畅销的软件产品。1991年跻身奥地利软件企业家前5名之列，2000年 被评为奥地利萨尔斯堡州的年度人物。
他也是众多机构和国家政府高层的信息政策智囊。他一直专注于信息安全与信息政策与战略的研究，是欧盟专家之一，也是世界经济论坛、马歇尔计划基金会等重要机构的咨询顾问，同时他以大数据的全球视野，熟悉亚洲信息产业的发展与战略布局，先后担任新加坡商务部高层、文莱国防部高层、科威特商务部高层、迪拜及中东政府高层的咨询顾问。
所著《大数据》一书是开国外大数据系统研究的先河之作，而在这之前，他已经在《经济学人》上和数据编辑肯尼斯·尼尔-库克耶一起，发表了长达14页的大数据专题文章，成为最早洞见大数据时代趋势的数据科学家之一。而他的《删除》一书，同样被认为是关于数据的开创性作品，并且创造了“被遗忘的权利”的概念而在媒体圈和法律圈得到广泛运用。该书获得美国政治科学协会颁发的唐·K·普赖斯奖，以及媒介环境学会颁发的马歇尔·麦克卢汉奖。同时受到《连线》、《自然》《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各大权威媒体广泛好评。

⑷ 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的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 （英国）肯尼斯·库克耶（Kenneth Cukier） 译者：盛杨燕 周涛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被誉为“大数据时代的预言家”，也是最受人尊敬的权威发言人之一。现任牛津大学网络学院互联网研究所治理与监管专业教授，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信息监管科研项目负责人，新加坡国立大学信息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一百多篇论文公开发表在《科学》《自然》等著名学术期刊上。备受众多世界知名企业、机构和国家政府高层信赖的信息权威与智囊。他的咨询客户包括微软、惠普和IBM等全球顶级企业；他是欧盟互联网官方政策背后真正的制定者与参与者，也是世界经济论坛、马歇尔计划基金会等重要机构的咨询顾问；还先后担任新加坡商务部高层、文莱国防部高层、科威特商务部高层、迪拜及中东政府高层的咨询顾问。他所著的《删除》一书，获得美国政治科学协会颁发的“唐·K·普赖斯奖”，以及媒介环境学会颁发的“马歇尔·麦克卢汉奖”。肯尼斯·库克耶（Kenneth Cukier），《经济学人》数据编辑，曾任职于《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和《国际先驱论坛报》。他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成员，CNN、BBC和NPR的定期商业和技术评论员之一。周涛，电子科技大学互联网科学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发表SCI论文150余篇、领域一流期刊90余篇，SCI引用超过2600次，H指数26，Google引用超过6000次。第五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和第十二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得主。

⑸ 大数据散播的是谁的思想

美国著名计算机轮旁科学家埃里克·萨斯坦（EricS。Raymond）提出的思想。对于一款程序来说，分发式协作开发模式比集中式协作开发更加有效，这样就能够吸引更多的开发腊搜橡者来参与，大数据散播有助于优化程序的测试、实施和维护工作，使得程序的发布也更加快速有效。大数据散播是指利用大数据分析和处理技术来综合、有效利用大量的历史数据，从而获得关于漏腔个人、企业或组织的有用信息。

⑹ 大数据概念是如何产生的

大数据概念产生过程：大数据的名称来自于未来学家托夫勒所著的《第三次浪潮》，尽管“大数据”这个词直到最近才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但早在1980年，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其所著的《第三次浪潮》中就热情地将“大数据”称颂为“第三次浪潮的华彩乐章”。《自然》杂志在2008年9月推出了名为“大数据”的封面专栏。从2009年开始“大数据”才成为互联网技术行业中的热门词汇。大数据，又称巨量资料，指的是所涉及的数据资料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通过人脑甚至主流软件工具，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撷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帮助企业经营决策更积极目的的资讯。大数据的采集：科学技术及互联网的发展，推动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各行各业每天都在产生数量巨大的数据碎片，数据计量单位已从从Byte、KB、MB、GB、TB发展到PB、EB、ZB、YB甚至BB、NB、DB来衡量。大数据时代数据的采集也不再是技术问题，只是面对如此众多的数据，我们怎样才能找到其内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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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 中文路郭信麟：AI大数据为中文教育赋能，助力拓展国际市场

12月14日，2021“回响中国”腾讯教育高峰论坛在北京富力万丽酒店举行，论坛以“绽放初心筑梦未来”为主题，结合宏观政策和行业变化，邀请教育行业的研究专家、著名学者、教育专家、教育机构负责人共同对教育机构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解读和讨论，寻找教育发展新方向和自身发展新定位，分享过去一年的成功经验和优秀案例，分析面向未来教育的变革和机遇，共同打造了一场智慧交流的盛会。

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2021回响中国腾讯教育高峰论坛的访谈间现场，现在我们邀请到的是中文路董事长郭信麟。郭董您好，在过去的一年里，您的机构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郭信麟：过去一年由于疫情原因，公司作为国际中文（普通话）教育服务提供商，公司销售收入大幅增长3.5倍，公司学生量也呈大幅增长，原因：1. 线上教育更加适合疫情状况，令客户开始习惯开始使用线上教学；2. 线上教育使用的是中国内地老师，这个对于港澳和东南亚的学生有巨大的吸引力；3. 三教（教材，教师和教学方法）和服务本地化，满足当地化的中文（普通话）教育需求；4. 中国经济在全球一枝独秀，更多的人意识到中文（普通话）的重要性，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大趋势，中文路主要针对就业+升学的刚性需求，客户的复购率是非常高的。

主持人：您的学校/机构的最大特色是什么？又是如何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的？

郭信麟：我们跟一般的海外中文教育机构不一样，对于当地的中文（普通话）机构，他们的线下授课，一是成本较高，一是不能大量使用来自中国内地的母语老师；而对于一般的线上中文教育机构，我们采取是差异化的市场，首先是刚需（就业+升学）市场，如果把中文学习分为三类的话，文化交流层面需求太多样性，三教问题很难做到低成本高效率，文化传承来说，学员的学习动力（如没有多少考试压力）和语言环境都不足，因此中文路一开始就针对需要考试和来华留学及职业需求的学员为主，因此我们把自己的市场放在东南亚与港澳。同时，我们将AI大数据技术应用到对三教的改善当中，因此未来培训的效率将大大提高，国际中文教育要追上英文的作为一个国际商业语言的地位可以说是任重道远，而AI大数据技术应用到国际中文教育就显得非常重要。

主持人：作为教育领域的从业者，您如何看待教育理想和 社会 责任在办学中的重要性？又是如何实践的？

郭信麟：中文路是一个有 历史 情怀的企业，我们当然非常看重作为一个企业所需要的发展要素，因为企业要生存，员工要生活，如何平衡这点是非常关键的。作为一个企业，我们负有 历史 使命和 社会 责任，我们中文路就是要把中华文化传播到她最需要的地方，如让港澳的学生学习更标准更地道的普通话，客观上促进港澳与大湾区和整个内地的融合；为一带一路的年青人提供廉价高效的中文学习途径，客观上有助于中国与这些带路国家实现民心相通，同时，一带一路国家有更多的中文人才，也是对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往来带来促进的作用。

我认为要做好真正的国际中文教育，让中文去到她最需要去的地方，从企业角度看，欧美日市场的确付费能力高，但是中文的刚性需求是弱的，而发展中国家付费能力低，但是他们对中文教育的需求非常殷切和刚性，因为学好中文可以增加他们的收入，提升生活质量是直接相关的，因此学习动力非常强。而中文路的办学思路显然是跟一般的国际中文教育企业有所不同，我们是真正的国际中文教育企业，符合国家的有关语言工作的大方向。

（参考2021年11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

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谢郭董的精彩分享，我们也期待着中文路可以发展得越来越好，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访谈间。

⑻ 著名计算机科学家高光荣享年76岁逝世

著名计算机科学家高光荣享年76岁逝世

著名计算机科学家高光荣享年76岁逝世，著名计算机科学家、数据流体系结构领域的先驱人物、美国特拉华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终身教授高光荣逝世，享年76岁。他是中国在MIT的第一位计算机博士

著名计算机科学家高光荣享年76岁逝世1

刚刚，新智元获悉，杰出的华人科学家、美国特拉华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终身教授、数据流体系结构的先驱人物高光荣逝世，享年76岁。

高光荣，1945年生，196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获学士学位。分别于 1982 年和 1986 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硕士、博士学位，是中国在MIT的第一位计算机博士。

高光荣生前任特拉华大学纽瓦克分校名誉教授，计算机体系结构与并行系统实验室 (CAPSL) 的创始主任、清华大学特聘客座教授和中国几所顶尖大学的客座教授。

他的研究领域包括：高性能计算和数据流模型、计算机体系结构和系统、编译器技术和运行时系统、数据流模型下的程序分析、映射和优化。

高光荣2007年当蚂物选为IEEE Fellow 和ACM Fellow。2017年获得“罗摩克里希纳·劳奖”，以表彰他在“指令级并行和数据级并行编译技术以及微架构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他是来自中国大陆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科学家。

生前发表300多篇论文，在同行评审国际会议和研讨会中获得多项最佳论文奖。他发起成立了多项顶级国际会议和研讨会，并在大量著名的国际会议和研讨会上（如 HPCA、MICRO、PACT、PLDI、PPoPP、SC、CF、 ICS、IPDPS、MICRO、EuroPar、CASES等）担任会员，并担任多个国际期刊的编委。

高光荣培养了博士生30余人，指导博士后20余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有的进入世界各地的大学任教，有的成为创业公司的创始人。其中美团创始人王兴，就是高光荣的学生之一。王兴2005年获美国特拉华大学计算机工程硕士学位。读高光荣的博士，没读完就回国创业。

各方悼念 华中科技大学发来唁电

不幸的滚携消息传来，业内不少专家学者第一时间纷纷通过社交媒体悼念高光荣教授。

华为操作系统首席科学家、中央软件院副总裁、OS内核实验室主任陈海波表示：

早上起床就看到这个悲痛的消息。高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MIT的第一位来自中国的计算机博士，一直致力于计算机体系结构和编译器的研究，培养了大批计算机人才。

高先生也长期致力于我国体系结构与编译器技术的提升，多次和我说要一起多为我国体系结构与编译器领域多做贡献，2018年还专程回国组织了专题论坛，并主持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应用对计算机系统的挑战”。听说高先生昨天还是操劳ICPP 50周年的事情。

沉痛悼念高老师！高老师千古！

CCF杰出会员、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韩银河表示：

沉痛悼念高光荣老师。高老师是数据流体系结构的先驱，影响了计算机体系结构、编译器等多个领域。高老师非常关注国内的计算机体系结构方向的发展，组织过很多课程和讨论会，为中国的很多年轻体系结构学者指明了奋斗的方向。

高老师千古。

原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金海教授表示：

沉痛悼念世界级的计算机科学家、华中科技大学杰出校友、CCF海外杰出贡献奖获得者高光荣老师！高老师是MIT计算机专业毕业的我国第一位博士，是我在数据流研究领域的引路人，我目前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据流重点基金就是在高老师的指导下获得的，我们目前的图计算机研发思路也是遵循高老师的数据流思想进行设计的。先生风范，高山仰止！高老师，我们永远大物伏怀念您！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教授，IEEE Fellow谢源教授表示：

华中科技大学也发来唁电，深切缅怀这位杰出校友。

中国计算机学会（CCF）网站称，高光荣教授作为杰出的华人学者，始终心系中国计算机领域的发展，以其优异的学术造诣、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在人才培养，重大科研攻关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我国计算机的发展，特别是在系统结构，高性能计算等领域争抢、保持国际先进水平做出了杰出贡献。

认为数据流与AI存在“天然联系”，未来将迎来“中国主导”

高光荣认为，数据流与AI之前存在“天然联系”。

此前，在2017年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表示，在计算机体系结构的设计中，诞生过很多种想法，但数据流是“活得最长、最有生命力的”。而由于数据流与AI之间的“天然联系”，他也更看好数据流的前景。

历史上人工智能的低潮，与数据流的低潮几乎是一致的。而人工智能计算往往是“不规则的”或“非既定的”，这也与数据流善于并行处理不规则的事情的特点非常相像。

高光荣认为，就像人脑一样，计算机数据流的思想强调‘并行’和‘不规则计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数据流思想或将对未来AI发展带来长足的支持。”

眼下AI如火如荼、热火朝天，数据流也有望再次“回春”。在国力强大的大环境下，中国多年来在人才吸引和培养方面的努力也到了兑现的时刻。

“年轻人都起来了，开放的窗口也开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多的高水平人员来中国交流，有的干脆回来工作——数据流正迎来‘中国主导’的机会。”

悼念高光荣先生！

著名计算机科学家高光荣享年76岁逝世2

近日，美国特拉华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终身教授、数据流体系结构的先驱人物高光荣逝世，享年76岁。

近日，杰出的华人科学家、美国特拉华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终身教授、数据流体系结构的先驱人物高光荣逝世，享年76岁。

高光荣，196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1980年在华中科大读研期间出国学习，并于1982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1986 年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博士的学者。

1987 年，高光荣开始任教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任终身教授，现任美国特拉华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终身教授，特拉华大学计算机系统结构和并行系统实验室的创始人和领导者，并兼任清华大学客座教授、中科院客座研究员兼联合实验室主任、上海交通大学致远学院海外特聘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及北京理工大学特聘教授。2007 年，高光荣获得美国计算机协会和美国电子电气工程师协会资深会员荣誉，也是第一位获得双资深会员的大陆学者

高教授的研究集中在数据流模型、并行计算、计算机系统架构、程序分析与优化技术等方面，包括：（1）针对计算，分析，延展的数据流模型；（2）基于数据流的多线程编程/执行模型；（3）计算机系统架构；（4）基于数据流的编译优化模型；（5）软件流水线；（6）程序分析技术。

高光荣教授获得2017年度罗摩克里希纳·劳奖

高光荣2007年当选为IEEE Fellow 和ACM Fellow。2017年获得“罗摩克里希纳·劳奖”（B. Ramakrishna Rau Award），成为全球第7位该奖项得主，也是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来自大陆的华人科学家以表彰他在“指令级并行和数据级并行编译技术以及微架构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

高光荣教授获中国计算机学会（CCF）“2013年度海外杰出贡献奖”。据悉，“CCF海外杰出贡献奖”授予为中国计算机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海外个人，此奖项由国内学者联合提名，每年选出1位获得者，竞争激烈。自此奖项创建以来，共有8位海外人士获此荣誉。

⑼ “大数据之父” 数据是创新的驱动力

“大数据之父”：数据是创新的驱动力

“有时候不一定是理念驱动世界的变化，可能是实实在在的数据，在数据的基础上产生理念，新的理念是创造性破坏的核心，而数据则是创新的驱动力。”“大数据之父”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26日下午广州中山大学[微博]黄埔论坛上作《大数据时代的变革与创新》主题演讲时说。

作为牛津大学网络学院互联网治理与监管专业教授，舍恩伯格是开大数据系统研究先河的学者，《经济学人》曾评论说，在大数据领域，他是最受人尊敬的权威发言人。他有多达一百多篇论文发表在《科学》《自然》等著名学术期刊上，是《大数据时代》和《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等畅销书的作者。

在当天的演讲中，舍恩伯格指出，我们尽其所能去观察这个世界，而这个观察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搜集数据的过程。通过搜集数据，我们进一步理解数据，通过理解数据我们理解了世界。

搜集数据、分析数据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财力，舍恩伯格进一步说道：“我们是否可以搜集最有必要的数据，然后对这些数据进行挤压，从大量的数据中挤出最精华的东西来，然后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意义的构建？也就是说，我们从大数据中可以提取小数据，数据对我们来说成为了一种可以应用的、有价值的资产。”

今天的世界变得如此广阔，其中所包含的信息海量的，过去20年中，我们数据的量翻了100倍，而且现在还在不断地增长，在短短的4年内世界已经从一个模拟化的世界变成了数字化的世界。

舍恩伯格表示，这一变化意味着我们要理解我们的生活方式，就必须从过去小数据的世界走入真正的大数据时代。我们要思考数据搜集的方法和机制，要从最需要的数据中来。对所搜集到的数据进行转化，成为了我们做出决策的一种最好方式。

他认为，数据的价值在于它可以循环使用、多次使用。“过去，人们对数据的使用只是冰山一角，只是有了问题才去搜集数据，然后分析数据，回答问题，然后把数据扔掉。”他指出，事实上，冰山下的那一块才是数据更大的价值所在，也是我们能够推动更多创新的地方。

他以特斯拉[微博]汽车、打车软件Uber以及谷歌[微博]曾经斥巨资收购的NEST等为例指出，这些产品取得巨大成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产品本身，更在于他们都是一个数据收集平台，“这意味着你只要能够充分的使用信息，你就可以用数据来进行创新，进行突破，而且创造出一个新的环境。”

大数据给人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大家都在使用大数据提高决策能力，然而，舍恩伯格也提醒人们，在分析数据、解释数据的时候，必须了解它的局限性，要非常小心，避免滥用数据。“问题不在数据本身，问题在我们对数据的使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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⑽ 军事大数据的两超是指

“两超”是指“两个超级大国”，即美国和中国，“多强”是欧盟、日本、俄罗斯。
这是中国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在2011年1月30日出版的冲坦《环球时报》上撰文说，国际格局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出现新的变化春衡趋势，由美国引领扒判做的“一超多强”格局已开始向“两超多强”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