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大数据与电子政务的关联
所谓大数据，指的是无法在可承受的时间范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进行捕捉、管理、处理的数据集合，又称海量数据，常常把这些数据与采集它们的工具、平台、分析系统一起称为大数据。随着移动互联和社会化媒体的广泛运用与性能丰富，颠覆性地改变信息传播渠道、获取路径以及服务内容和模式，信息传播格局呈现出网络媒体化、媒体大众化、大众网络化的趋势。
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推向纵深的关键环节，对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和透明度，便利群众办事创业，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通过信息采集使用互联网而进行政务互动落实了国家创新形式的理念；
第二，实行电子政务并不仅仅是为了方便政府工作人员，在此基础上促进了政务的公开透明，促进公众参与，并与政府工作人员进行交流，有利于政策更好的实施落实，加快了我国的民主化进程；第三，使得政府原先单项的管理模式向双向甚至多项转变，使市民可以随时随地了解国家资讯获得所需要的信息，参与管理，加快了民众办事流程，降低了办事成本。拓宽民众与政府的交流渠道，增强民众对决策的支持力度，促进政策实施并维护了社会和谐。
信息管理对我国发展电子政务的影响：
01提升政府的办公效率
02有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性
03有助于缓解信息孤岛现象的产生
法律依据：
《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四条至第一千零三十九条基本沿用了《网络安全法》的规定：
1．要求信息处理者在处理（包括：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个人信息时需要征得该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的同意，并在已明示的处理信息目的、方式和范围内进行信息处理。
2．明确赋予信息处理者保证信息安全、不得对外泄漏的义务。
2. 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创新应用实践
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创新应用实践
交通拥堵一直是令城市管理者十分头疼的难题。为缓解交通拥堵，利用信息技术是其中的新方向之一。2012年IBM的研究者与法国里昂市合作开发了一套缓解道路拥堵的系统——“决策支持系统优化器”，通过整合、分析市政网络现有交通数据以及来自社交媒体的新数据来医治交通顽疾。这只是运用大数据来解决社会治理难题的一个初级案例，不远的将来，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社会决策与治理，有可能成为政府行使职能的常态。大数据技术为社会治理带来新机遇社会治理是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事务进行的组织、协调、指导、规范、监督的过程。它涉及合理有效配置社会资源，比如提供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保障社会公平与公正；涉及通过行政及司法手段保障社会安全和社会稳定。而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是以掌握治理对象的状况及其外部环境的信息为前提的。现阶段，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急剧发展变化的社会，对于包括人、财、物、事等在内的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管理信息需求，与当前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不期而遇。创新社会治理，是我国应对社会转型、化解社会矛盾、协调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秩序所面临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针对目前社会治理领域普遍存在的服务理念滞后、决策机制不够科学、部门协作亟须加强、工作方式待改进与工作效率求提升等问题，大数据技术从认识、理论、方法、实践和效果评估等方面都能给人以启发。大数据技术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快速收集与挖掘、及时研判与共享，成为支持社会治理科学决策和准确预判的有力手段，为社会转型期的社会治理创新带来了机遇。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创新应用实践建立大数据中心，及时搜集、实时处理数据信息，为科学决策提供坚实基础。政府部门是社会治理的主导者，在出台社会规范和政策时，依赖大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减少因缺少数据支撑而带来的偏差，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实践中，浙江法院系统通过建立全国法院案件信息数据库，及时、全面、准确地采集反映案件及其审理过程情况的各类信息，为加强对办案的全流程监管，实现科学分类、多元检索和海量数据的分析比对奠定了基础。打造大数据电子政务平台，畅通利益诉求与沟通渠道，建立主动应对的社会治理模式。大数据分析注重用户行为的分析和反馈，通过网上办事、区域联动、资源共享的电子政务平台和网格化社会管理体系，促进政府和公众互动，获取公众行为的大数据并加以分析，可以更加及时地发现社会矛盾和问题，将过去政府被动应对问题转变为主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治理模式。对社会大数据进行历时性和实时性分析，加强社会风险控制，提高政府预测预警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无论是对现实社会各行业的运行监控，还是对网络虚拟社会的治理，都可以基于历时和实时的大数据分析，密切掌握市场调节失灵、社会秩序与稳定受到威胁等需要社会治理介入的节点或情况，这对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社会应急管理体制等具有重要作用。积极发展大数据技术创新社会治理制定大数据国家战略，加强顶层规划和设计，打造“数据中国”。大数据将成为引领未来科技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载体。麦肯锡的大数据研究报告称，大数据是国家和地区发展的主要指标，已经渗透到金融、健康、住房、交通、教育等重大民生领域，正在影响着企业的决策和国家发展的战略部署。国际上，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先后出台大力发展大数据技术的相关政策，日本和韩国也积极付诸大数据技术的实践。我国广东、上海、山东、浙江等部分经济发达地区也已先后启动大数据行动计划或成立大数据联盟，以促进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大数据技术发展既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需要，也是信息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建议我国从国家层面设计大数据发展战略，做好顶层设计，引导和推动各领域、各行业对大数据的研究和利用。完善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扩大社会应用，促进数据驱动的社会决策和治理常态化。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是大数据技术应用的载体，大数据本身也将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大数据中心和数据应用平台建设的水平，决定了大数据时代的数据能否被有效收集、分析、挖掘和应用。这些大数据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与国家信息化建设相融合，以政府为主导、技术型企业为主力、公众参与为纽带，形成覆盖有线与无线互联网、各种社交网络、各种使用终端在内的社会化统一数据平台，通过大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有针对性地解决社会治理难题；针对不同社会细分人群，提供精细化的服务和管理。同时建立数据库资源的共享和开放利用机制，不仅打破政府部门间的“信息孤岛”现象，也加强政府与社会公众间的互动反馈，不断扩大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应用，使数据驱动的社会决策与科学治理常态化。建立数据使用规范，规避大数据的使用风险。技术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大数据的收集和使用可能涉及国家信息安全和公民隐私等，需要在立法层面明确大数据采集和使用的原则。大数据平台本身的安全性也应引起重视，需要国家相关部门制定大数据技术标准和运营规范，重视大数据及信息安全体系建设，加强对重点领域敏感数据的监管。应当采取必要措施，构建大数据良性生态环境，调动全社会积极、有序地运用大数据技术来创新社会管理。
3. 政府运用大数据 决策告别“拍脑袋”
政府运用大数据 决策告别“拍脑袋”_数据分析师考试
24日，首期“广州新观察”圆桌会议在暨南大学行政楼举行，由来自国内政、学、研、企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媒体记者，聚焦“大数据与政府治理创新”，共话大数据时代的政府治理创新，专家指出，大数据将让政府告别“拍脑袋”决策，让决策更加科学化、精细化。暨南大学党委书记蒋述卓、广州市社科联主席曾伟玉、南方日报社委姚燕永等主办单位领导出席了本次研讨会。会议由暨南大学副校长林如鹏主持。
据悉，“广州新观察”系列学术研讨会由广州市社科联、暨南大学、南方日报社共同主办，每月1期，立足于从广州的视角看世界，从世界的视角看广州，精选热点话题，力求视角新、观察细、探讨深、对策性强，形成广州学界的声音，将为提高整个城市的治理水平，提供直接有力的智力支撑。
大数据将提升政府治理精细化、科学化水平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创新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在不断被大数据技术所颠覆和重塑。因此，政府的社会治理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新问题。
蒋述卓说，大数据为社会的治理、政府的治理提供坚实的基础，不仅提供一种治理的观念，还提供一种宏观的信仰，使我们的决策更加坚实、有实据，不再是拍拍脑袋就出东西了，现在要建立在数据、用事实说话的基础上，才能更坚实地把治理的模式做好。首期学术研讨会将讨论如何运用大数据来解决广州市政府治理中面临的问题，为改善和创新广州市的政府服务提供帮助。
对于“广州新观察”系列学术研讨会的宗旨，曾伟玉在发言时指出，首先是关照广州的发展实践，服务党委政府的科学决策。
当前，广州正在积极落实国家“一带一路”、自贸试验区建设和创新驱动战略，也是在加快推动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物流中心、商贸中心和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在这其中有大量的决策需要咨询、有大量的问题需要学术界来给予回答、有大量的政策需要创新。
“我们创办‘广州新观察’这个学术交流平台，是广州社科联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一个抓手，也是我们在贯彻中央精神、推动广州特色的新型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曾伟玉说，希望通过专家学者的深入研讨，能够形成一些有战略高度、有创新水平和实践价值对接建立的成果，破解广州发展的困境，提高整个城市治理水平，提供直接有力的智力支撑。
同时，广州市社科联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打通理论、舆论的阵地，发出广州学界的主流声音，并团结一大批学术积累深厚、思想敏锐活跃的专家学者，以科学严谨和富有创新精神的思想来聚焦和剖析当下社会热点，来解码新常态下这个经济发展的路径和社会治理的转型。
曾伟玉表示，首期研讨会以“大数据与政府治理的创新”为主题，也是希望同专家学者一起探讨大数据给政府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适应新的常态，发挥大数据的信息价值，提高政府治理的精细化和科学化水平，从而加快整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姚燕永指出，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众声喧哗时代，社会更加需要发出理性、建设性的声音。当前，中国改革正进入攻坚期，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也迎来了新一轮改革发展的机遇期和挑战期，亟待学术理论界的多方参与，“我们期望，系列研讨活动吸引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进来，充分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围绕改革发展、基层治理的难点、热点、焦点建言献策、出谋划策，虚实结合、或赞或弹，进一步凝聚改革发展共识，促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姚燕永表示，作为主办方之一，南方日报将充分发挥主流权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提炼、挖掘好与会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将充分发挥媒介融合发展的新优势，打通南方日报、南方网及其他新媒体的传播载体与传播渠道，全力做好系列活动的线上线下传播，引导社会各界关注参与其中。
大数据为国家治理打开了新思路
“政府的一元意志与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多元诉求是国家治理的重点。”在研讨会上，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良荣教授指出，必须有效全面了解动态中的民情民意，并与政府意志结合，才能形成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形成制定方针政策的基点。
过去，通过开座谈会、做民情调查等方式获取民意的方法，存在着覆盖面小、时效性差、反馈渠道不畅通的问题，形成了“中梗阻”，且成本高。到了互联网时代，大数据等为国家治理打开新思路。李良荣说，在全球范围来看，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科技创新等发展迅猛，但政府在大数据运用上才刚刚起步。
“我们希望通过对数据的深度挖掘，以较低成本了解民情的真实情况，从而将社会的多元诉求整合到政府的治理框架中，形成更有效的治理框架。”李良荣表示，运用互联网这一新工具测量、搜集、转换成数据，通过改进方法和算法深度挖掘，这样才能得出对于问题的结构与逻辑性的认识，多元框架与多问题就可以有效地结合起来，变成一个上层完整下层活跃的有机体。
而广东社科院院长王珺教授则指出，当前社会治理出现了三个特征。首先是利益主体多元化，传统社会管理是管理与被管理者的二元结构，而现代社会治理，则是以多种利益主体为基础的，如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行业组织与社区组织等。其次是大数据技术广泛应用。因此也就形成第三个特征，社会治理变成了政府主导下的合作共治。
王珺表示，传统社会管理已不适应新时期发展需要，而新管理模式尚未建立起来，为有组织、有秩序地平稳推进，需要在政府主导下，以人为本，多方参与，共同探索合作共治新模式。
来自南京大学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副主任沈固朝教授，则以“以海疆维权为例”，发表了“大数据时代如何提高我国舆论的国际话语权”的报告。他建议，面对海量数据，我们必须学会运用技术，将数据转化成中数据、小数据，应用到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实践中。
沈固朝表示，在海疆维权中建设证据链，目前国外已经有全信源情报的概念，其实就相当于“大数据”，将影像库、文献库、法律库、地图库、动态库五库关联。因此，他建议，建设国际话语权，要从舆论、大数据、证据链三方面下手；将大数据变为用户能处理的小数据，从小数据提取服务于决策的情报和知识。
借力大数据或可预防公共场合踩踏事件
作为企业界的代表，科大讯飞公司副总裁杜兰表示，当前城市治理难度因城镇化、老年化、互联网崛起等不断加大。不过，互联网的出现也给政府治理带来了新的可能和机遇，美国政府已经用大数据监测流感，这便是其中一例。而在我国安徽芜湖也尝试使用大数据进行政府“自我革命”。
据介绍，安徽芜湖整合了77个政府部门10.8亿数据，将100多项审批流程化，使之更加便民。办事大厅的窗口由8—10个减少到2—3个，减少审批程序的时间，提高了办事效率，减少了排队等候的情况。同时结合人脸声纹识别技术，民众只需带身份证就可以办理业务。
而在社会管理信息化方面，大数据也有用武之地。杜兰说，如今的移动电信等大数据分析可以进行人流监控，有利于公共区域管理，可以应用于在城市交通、停车场布局、广场人流控制等方面。比如，近年来大型活动现场踩踏事故时有发生，暴露了公共管理的弱项。其实，如果能够借力大数据，对公共场所人流量进行动态监控和分析，就能提前预知人流情况，并根据数据变化启动相应管理预案，从而避免如外滩踩踏之类的事件发生。
在研讨会上，凯迪网络副总经理张世良则以“信息海洋如何捞干货”为题，对大数据时代的政府治理提出了建议。他表示，组织与个体在和信息互动关系上有共通之处。组织需要全面、快速、及时占有信息，过滤无效误导信息，使用逻辑分析和数据分析方法进行，及时进行信息公开共享，对自己关注领域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形成案例库指导日后工作。
在广州“创文”过程中，张世良所在的凯迪网络就曾通过大数据搜集社交媒体的言论，分析网民心中对“文明广州”的认识，从而给“创文”工作提供了决策参考依据。
来自《南风窗》杂志社的高级记者李少威，则带来了其在新闻现场的思考。结合过往PX项目事件，李少威指出，在具有类似于环保领域“邻避效应”的事件中，政府应当尽可能从选址上避开人群聚集区，让项目建设尽量减少交易成本和社会阻力。
李少威表示，政府应当建立一种机制化的解释、沟通、协商的通道，这种机制可以依托人大、政协来组织，立法和议事机构本身具有组织正当性，同时避免行政机构牵涉利益猜测，最终形成政民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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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数据时代给政府治理带来哪些挑战和机遇
政府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受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技术变革、文化环境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技术变革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大数据作为一种新技术，推动全球进入一个将数据当作核心资产的新时代，推动社会朝着更加开放、权力更分散和网状大社会方向发展。
数据时代是一个将数据当作核心资产的时代，数据呈现出战略化、资产化和社会化等特征。随着数据作为国家战略资产意识的增强，以及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数据管理上升到战略层面，大数据势必会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进入到公共管理和政府治理范畴内。无论是把大数据单纯作为一种技术，还是一种抽象理念，或者是一个时代背景，它都将对政府治理理念、治理范式、治理内容、治理手段等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政府治理理念的影响
⒈开放的意识
大数据时代最强音，开放，开放。无论是美国提出的“开放政府”战略，还是规模不断扩大的世界“开放联盟”组织，世界各国政府的开放意识在强化。开放意识的缺失，将使一个国家或政府在大数据时代处于“被淘汰”的境地。
⒉包容的心态
大数据时代，国家间的包容性增强，欧盟科学数据的开放战略志在打破体系内20多个国家的数据分界线，实现数据世界的一体化。美国We the People的上线，政府利用“社交”方式为公民提供了合法的倾诉平台，可以更近距离地听到公众的声音，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包容度增强；
⒊科学的态度
大数据时代，数据的颗粒度在变小，政府所能获得的和提供的数据更加原始与真实，政府决策过程在科学技术的支撑下变得高效与可考证化，决策结果中不确定因素所带来的风险大大降低。科学思考成为一种习惯，经验分析不再主导。
⒋关联的思考
大数据时代，认识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都需要进行“关联”，人的关联、物的关联、人与物的关联，历史时间的关联，地理位置空间的关联，多维度的关联
⒌深度的分析
大数据时代，分析是深度的、实时的、，大数据分析的是极端个人化的数据，这些个人信息以形态各异的形式，分散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地理位置、不同的网站平台，大数据要做的就是不停的分析，深入的挖掘这些看似不相关的数据，找出数据间可能存在的规律。
对政府治理范式的影响
随着政府治理环境的改变，政府治理范式在不断发展创新。大数据被认为是继互联网革命之后又一次技术革命。技术是政府治理的要素之一，技术变革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对于政府来说，技术变革既可以带来治理手段的创新，也可能推动治理机制的创新，最终变革政府治理范式。
大数据时代要对数据进行治理，而非管理，避免出现数据的独享、集中和单向性，充分体现社会开放性、权力多中心和双向互动特性。一般认为新公共管理自20世纪90年代末已经进入了后新公共管理时期，兴起了“治理”理论。在美国，对新公共管理进行批评并对它大有取代之势的是新公共服务，代表性人物罗伯特﹒登哈特甚至认为新公共服务已经成为公共行政的一种模式。在英国，对新公共管理的批评发展起来的是整体性治理模式( holistic governance)，其代表人物是佩里﹒希克斯和帕却克﹒登力维。
除了已经发展较为成熟和体系化的新公共服务和整体性治理两大主流政府治理理论体系外，在信息化技术飞速发展的影响下相继出现了数字化治理、网络化治理等提法。尽管各流派侧重点各有不同，但也存在一定的共性，“治理”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主张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定共同的目标等途径，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涉及的核心问题就是权力多中心化以及由此引发主体多元化、结构网络化、过程互动化和方式协调化的诉求。对比大数据的社会属性，发现其与“治理”理论在多中心、回应性、协同化等诸多方面不谋而合。因此，将大数据应用到政府治理中将加速政府治理的创新，可以产生“倍增”效应。内容根据国家信息中心整理
5. 如何实现大数据时代的政府治理创新
1、在政府系统进一步确立大数据的理念，研究制定大数据施政发展规划
2、夯实大数据产业基础，提供大数据施政平台技术支撑。
3、打通各部门各层级之间信息孤岛，实现大数据信息资源互联共享。
4、发挥第三方力量的作用，政府积极购买大数据相关技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