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2021年主要工作
一、深入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和智慧法院建設
認真貫徹黨中央司法改革部署，堅持體制改革和科技創新雙輪驅動，一仗接著一仗打，一個難題接著一個難題攻克，讓公平正義成為新時代人民司法的鮮亮底色。2021年，全國法官人均辦案238件，一審服判息訴率88.7%，二審後達到98%，長期未結訴訟案件同比減少16.3%，在案件壓力增大情況下，審判質效指標持續穩中向好，人民群眾對司法公正的獲得感不斷增強。
深化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加強司法責任體系建設，推動健全制約有效、監督到位、權責統一的新型審判權力運行機制。細化「四類案件」監督管理，確保院庭長監督不缺位、不越位、可追溯。出台法官懲戒工作程序規定，扎緊違法審判責任追究的制度閉環。推進四級法院審級職能定位改革試點。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統一法律適用工作領導小組，發揮審判委員會、專業法官會議、司法解釋、案例指導統一裁判尺度作用，推行類案檢索、量刑規范化，運用司法大數據輔助辦案，加強對各高級法院審判業務文件審查，規范法官裁量權。完善統一法律適用機制，補齊短板，努力解決裁判尺度不統一問題，堅持不懈防止公平正義因地區、城鄉、行業和身份不同而出現差異、打折扣。
提高審判質效和司法公信力。完成民事訴訟程序繁簡分流改革試點，推進案件繁簡分流、輕重分離、快慢分道。深化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落實證人、鑒定人、偵查人員出庭作證，以庭審程序公正保障裁判實體公正。依法准確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深化最高人民法院巡迴法庭改革和建設，更好實現就地解決糾紛、方便群眾訴訟、維護司法公正。
加強智慧法院建設。面對疫情，智慧法院大顯身手，全國法院在線立案1143.9萬件，在線開庭127.5萬場。司法區塊鏈上鏈存證17.1億條，電子證據、電子送達存驗證防篡改效果明顯。形成經濟社會運行大數據報告220份，「數助決策」服務社會治理。知識服務平台涵蓋類案推送、信用評價、庭審巡查等業務場景，為全國法院提供智能服務1.4億次。智慧法院創新成果在國家「十三五」科技創新成就展全方位展示，加強智慧法院建設進入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科技賦能司法展現廣闊前景。
完善互聯網司法模式。北京、杭州、廣州互聯網法院運用先發優勢，推動技術創新、規則確立、網路治理向前邁進。浙江法院推進「全域數字法院」，福建法院融入「數字福建」，重慶法院探索「全渝數智法院」，司法緊跟數字時代步伐。為老年人、殘疾人等積極提供輔助引導或線下服務，幫助跨越「數字鴻溝」。在全球率先出台法院在線訴訟、在線調解、在線運行三大規則，以人民為中心的互聯網司法規則體系逐步建立。我國互聯網司法從技術領先邁向規則引領，為經濟社會數字化轉型提供司法保障，為世界互聯網法治發展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
二、自覺踐行全過程人民民主
自覺把全過程人民民主要求貫徹到法院工作各領域各環節，堅持人民司法為人民，傾聽人民心聲，接受人民監督，依靠人民推進公正司法，通過公正司法維護人民權益。
自覺接受人民監督。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根本政治制度，是實現我國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載體，接受人大監督，就是接受人民監督。自覺接受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監督，嚴格執行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和作出的決議決定，依法報告工作。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專題報告知識產權審判工作，落實審議意見和全國人大監察司法委專題調研報告意見，提升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水平。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專題匯報繁簡分流改革試點情況，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修改民事訴訟法的決定，為保護當事人訴訟權利、公正高效審理民事案件提供法律保障。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我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自覺進行民主協商，接受民主監督，參加全國政協雙周協商座談會，共商提高涉外執法司法質效和保護未成年人權益。通過召開座談會、聯合開展重點課題調研、共同舉辦民營經濟法治建設峰會等形式，就司法政策進行民主協商，真心誠意聽取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和無黨派人士意見建議，努力改進工作。辦好代表建議、政協提案是接受監督的重要方式，把456件代表建議、399件日常建議和153件政協提案飽含的民聲民意，積極轉化為公正司法的具體措施。比如，就加強黃河流域生態保護的建議，發布司法政策和典型案例，與推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領導小組辦公室共建行政司法協同機制。就加強食品安全司法保護的建議，完善懲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探索建立食品安全公益訴訟懲罰性賠償制度。邀請代表委員旁聽庭審、見證執行、視察法院，讓司法活動始終置於人民監督之下。6960名各級代表委員、特約監督員、律師在執行案款集中發放日受邀見證。公開是最好的監督，裁判文書網累計公開文書1.3億份，網上觀看庭審直播累計超過456億人次。廣泛接受社會監督，認真聽取特約監督員、特邀咨詢員和專家學者意見建議，善於從意見建議中准確把握人民群眾新要求新期待。自覺接受輿論監督，回應社會關切熱點，會同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聯合發布「新時代推動法治進程十大案件」，與輿論形成良性互動，共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保障人民參與司法。暢通人民參與司法決策的渠道，努力讓司法解釋、司法政策都充分體現民意。通過組織座談、走訪調研等形式，聽取代表委員特別是企業界代表委員、特約監督員意見，了解疫情下「企業想要什麼」、「司法能做什麼」，有針對性地出台司法助力中小微企業發展20條。邀請代表列席審委會發表意見，共同研究鐵路運輸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就「同命同價」、網路消費、在線訴訟等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5件司法解釋，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收到4138條意見建議。人民陪審員制度是人民參與司法的最直接形式。貫徹實施人民陪審員法，擴大參審范圍，落實隨機抽取。全國共有33.2萬名人民陪審員，參審案件237.3萬件，其中參與組成七人合議庭審結群眾廣泛關注、社會影響重大的案件6670件，充分發揮人民參與司法的重要作用。
依靠人民推進公正司法。緊緊依靠人民支持推進司法改革、破解工作難題。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完善刑事和民事訴訟制度，修訂人民法院組織法、法官法，就四級法院審級職能定位等重大改革及設立專門法院作出決定，有力支持司法體制改革。31個省級人大及其常委會作出決議或出台文件，支持法院推進解決執行難。湖北省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支持人民法庭促進基層社會治理。代表委員寓支持於監督之中，積極幫助解決困難和問題，有的直接參與法院化解矛盾糾紛。在掃黑除惡、攻堅執行難、一站式建設等一場場硬仗中，代表委員大力支持，人民群眾廣泛參與，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展現蓬勃生機。
貫徹監察法和監察法實施條例，支持配合監察機關依法履行監督、調查、處置職責，自覺接受監察機關對法院工作人員監督。落實黨中央關於加強新時代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工作的意見，依法接受檢察機關訴訟監督，認真審理抗訴案件，健全檢察長列席審委會制度，共同維護司法公正。
三、著力建設忠誠干凈擔當的法院鐵軍
深入開展黨史學習教育和法院隊伍教育整頓，法院隊伍得到前所未有的淬煉，思想作風發生深刻變化，精神面貌煥然一新。
扎實開展黨史學習教育。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推進習近平法治思想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輪訓幹警80萬人次，把學習習近平法治思想作為新進機關青年幹部「第一課」。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精神，推進黨史學習培訓全員覆蓋，引導幹警築牢政治忠誠，從黨的百年奮斗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真正做到明理、增信、崇德、力行。舉辦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人民審判成就展，推出《紅色法庭百年志》紀錄片，賡續人民司法紅色血脈。推出15項司法為民實事清單，組織200餘項辦實事活動，用為民辦實事的實際成效慶祝黨的百年華誕。
著力提升司法能力。完善法官入額、遴選、考核、退額等制度，擇優選能。開展全國基層法官大輪訓。加強知識產權、涉外等專業化審判人才建設。完善法官法新舊銜接政策，支持西部和邊疆民族地區法院隊伍建設。培養雙語法官2373人。設立最高人民法院青年法官（雄安新區）實踐基地，加強援藏援疆援青幹部選派，讓青年幹警經風雨、見世面、壯筋骨、長才幹。引導廣大幹警改進司法作風，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做老實人。落實「三嚴三實」要求，全國四級法院院長、班子成員分別到6028個鄉鎮人民法庭駐庭調研，撲下身子，沉下心來，與法庭幹警同吃同住同工作，拜群眾為師，面對面聽民聲，心貼心解民憂。
深入開展法院隊伍教育整頓。堅持刀刃向內，清除沉痾積弊，全國法院59萬名幹警接受革命性鍛造，實現刮骨療毒、激濁揚清、鑄魂揚威。堅持問題導向，不護短、不遮醜、不諱疾忌醫，一體推進頑疾整治和建章立制。堅決整治年底不立案，嚴禁拖延立案、限制立案、以調代立、增設門檻，全國法院去年12月收案同比增長104.2%，群眾反映長期存在的年底不立案得到有效整治。全面排查1990年以來「減假暫」案件1334.5萬件，對有問題或瑕疵的5.9萬件督促逐一整改，會同最高人民檢察院等出台減刑假釋案件實質化審理意見，決不允許「紙面服刑」、「提錢出獄」破壞公平正義。狠抓「三個規定」落實，各級法院全部突破「零報告」，11.2萬人次記錄報告信息12.8萬條，有干預就報告、有過問就上報形成習慣。出台近親屬禁業清單、規范離任人員從業等規定，堅決斬斷利益輸送鏈條。以零容忍態度清除害群之馬，最高人民法院查處本院違紀違法幹警21人，各級法院查處利用審判執行權違紀違法幹警3066人，其中追究刑事責任509人。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從嚴治院，認真落實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深刻汲取孟祥等反面典型教訓，開展警示教育，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學習英模、弘揚正氣，全國法院涌現出一大批新時代好法官好乾部，694個集體、596名個人受到中央有關部門表彰。滕啟剛等24名法官犧牲在工作崗位上，他們用生命詮釋了對黨和人民的無限忠誠、對法治事業的無限熱愛。廣大幹警深入學習周春梅法官用生命捍衛司法公正的崇高精神，努力踐行「一心為民、知恩報黨」，「做人清清白白，裁判坦坦盪盪」，「說實話、辦實事，脊樑不彎、正義不低頭」。
各位代表，新時代人民法院工作發展進步，最根本在於習近平總書記作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掌舵領航，在於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科學指引。人民法院工作取得的成績，是習近平法治思想在司法領域的生動實踐，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有力監督，國務院大力支持，全國政協民主監督，國家監察委員會監督，最高人民檢察院監督制約，各民主黨派、工商聯、人民團體、無黨派人士民主監督支持，地方各級黨政機關、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社會各界和廣大人民群眾關心支持幫助的結果。在此，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表示衷心的感謝！
我們清醒看到，人民法院工作還存在不少問題和困難：一是精準服務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和人民群眾高品質生活的司法能力不足，對司法實踐新情況新問題研究不夠，有的案件審判質量效率不高、效果不佳，基層司法能力仍需加快提升。二是司法改革還存在不到位問題，系統集成不夠，司法管理存在短板，綜合配套舉措落實存在差距。三是司法不公、司法腐敗問題時有發生，既有存量、還有增量，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任重道遠。四是專業化人才尤其是涉外法治人才短缺問題比較突出，一些法院案多人少、招人難、留人難等問題尚未得到有效解決。對這些問題和困難，我們將在黨的領導下，採取切實有效措施，努力加以解決。
⑵ 如何使用大數據來提升法律執行力
如何使用大數據來提升法律執行力
在時代快速發展的今天，很多行業開始看到通過分析、可視化的方法處理那些不斷更新的數據，可以得到現實的利益。與此同時，相對而言較為保守的行業也漸漸開始覺醒，並在大數據的浪潮中尋找屬於自己的方向。其中一個典型的行業為法律行業，例如：司法機關、律師事務所等。
但是現在法律行業在面對大數據的時還存在著很多問題：法院和律師事務所可以在大數據中得到什麼？大數據如何幫助法院克服常見的程序性問題，例如業務負擔過重、時間延誤和成本過高？如何處理實驗中的敏感性數據？法律執行中的大數據的內在意義是什麼？對於法律行業來說，大數據是一個新的挑戰並存在著很多問題，不過現在已經有一些好的例子表現出大數據對於法律行業的積極作用。那麼現在就讓我們來深入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信息周刊早期曾對來自亞特蘭大的精品律師事務所「Thomas Horstemeyer」作為案例進行解讀。此律師事務所有60名雇員並實行一些擁有自己知識產權的方法。與傳統律師事務所不同，他們並沒有將所有案件進行檔案紙質收藏，而是將這些信息全部上傳到私人雲端中。他們在事務所中擁有很多儲存空間網路（這些空間有十幾TB那麼大），並在這些數據的基礎上進行數據分析、挖掘，同時他們還以此為基礎開發了一個純粹的虛擬環境，並升級防火牆、增加負載均衡、虛擬化伺服器以及使用網路語音（VoIP）取代了電話系統。此外，因為不再需要使用舊的方法來保存文件，律師事務所節省了很大的一筆開支。
盡管這個案例看起來和大數據並沒有關系，但是這對於那些擁有大量紙質文件的法律行業來說只是一個開始。當所有檔案數據化後，需要做的就是對可利用的數據進行更快的分析，並可以在舊的案件記錄中更快更好的挖掘出可以信息以進行二次利用。
大數據在法律行業中有著很多的應用。首先，它可以大大的節約成本並提高執行效率。當大量的案件記錄以及相關數據得到直接快速的分析時，這些案件中的一些相關點便可以發現。為了達到此目的，那麼律師事務所需要學會如何正確的收集、儲存、編目和組織所有的數據，這是律師事務所可以在這些數據中得到利益的保證。如今，計算機的強大計算能力以及低廉的成本使我們可以保存我們想要的任何數據。這可能導致在未來某些情況下產生一些完全新的見解，並讓法官和檢察官回答現在完全無法回答的問題。
律師事務所可以在一些情況下使用特定的演算法進行預測，即基於以往的相似案件的法律處理結果，來預測現在新的案件可能會得到怎麼的處理。在加利福利亞州的一個小型的律師事務所「Dummit, Buchholz & Trapp」就是使用經過LexisNexis改進的演算法技術，可以在20分鍾內預測某一案件是否值得受理，而同樣的事情，在以前卻需要20天。
第二，大數據可以增加法律行業的透明度，這讓法官和客戶都可以從中受益。例如一個名為TyMetrix LegalView Analytics的工具可以大量收集由法律支出的數十億百億費用產生的發票。這樣，對於律師事務所來說，可以簡單的讓自己與行業標准進行比較，從而為某項業務設定合適的價格。另一方面，諸如Sky Analytics之類的工具可以幫助公司減少法律支出，控制司法成本，這些工具可以幫助公司建立法律支出上的一種無與倫比的宏觀視角，並在節省司法支出方面盡可能的提出具體的建議。
同樣，消費者也會因為法律行業數據的公開民主透明化而獲利。一款名為RateDriver的應用程序，可以讓美國51個州的使用者迅速確定自己需要為律師所付出的費用。
第三點，大數據可以成為法庭上的一種新的證據。許多美國案例中表現出，由公共數據集收集分析得到的結果在一定情況下可以被認定為證據。作為一個數據驅動行業，法律行業的大部分數據依然保存在線下，保存在紙張中，但是現在這個行業正在穩步向信息時代邁進，並利用其中大量的新機遇改善自己的工作。當數據全部得以數字化時，那麼對於法律行業就可以很容易的聯繫到其他的公開數據，並以此產生一些新的碰撞。正如數據公司LexisNexis的首席構架師Ian Koenig所說的那樣：「這可以讓我在海底中撈到屬於我的那根針」。
最後一點，大數據也開始出現在了律師事務所的HR部門。正如早期的一則新聞中討論的那樣，大數據可以讓人力資源經理整合潛在新雇員的所有信息數據，並估計其在某次評估中的可能表現，這可以幫助這些事務所找到那些真正符合他們要求的雇員。
現在的市場上已經出現了一些完全專注於法律行業的大數據開發小組。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總部位於聖路易斯的Juristat，現在其在美國法律行業中起著特殊的意義。Juristat為法官和律師事務所提供可操作的分析，並幫助他們優化訴訟策略、營銷政策以及內部運作。他們甚至可以做的更多，例如Juristat的一項工具可以預測出流感的爆發對陪審團的裁決產生怎樣的影響。
大數據在法律行業還處於剛剛起步的階段，還有很長的道路要走。律師事務所等法律行業在處理問題的時候往往需要較為可信的信息，但是對於信息數字化中存在的隱私以及安全問題還亟待解決，所以很多人對於將他們的信息進行共享還處於觀望甚至排斥的態度。對於法律行業來講，大數據的興起既是危機也是挑戰，但是說到底，前進的唯一道理還是信息的數字化。一本名為《法律行業中的大數據》的書為法律行業起一個很好的頭，它對大數據如何對法律行業產生影響進行了由內而外的深入解讀並提供了實際可行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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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人民法院對接大數據 促進司法精細化
人民法院對接大數據 促進司法精細化
大數據的實質是人類通過互聯網形式實現對人類海量原子式動態信息的分類、互聯、共享，從而可以預判且有序化人類各種社會活動。人民法院主動對接大數據，既為審判工作爭取了前所未有的資源條件，也將對司法工作的精細化要求提上了日程。
對接大數據的海量個人信息，人民法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送達難、執行難的頑疾。但是，要真正實現法律文書精準送達還需司法工作人員具備對數據平台中的現實被送達人地址真實、有效性的分析判斷能力，絕不能按照數字購物平台上的收貨地址一寄了事。另外，以限制拒不履行裁判義務人員網路消費、金融的方式來督促其履行法定義務，還要求司法工作人員在使用上述方式時要特別注意對公民消費自由權、隱私權等民事權利的侵犯邊界。既要嚴格審批執行限制令的使用申請，也要由專門部門、專人負責執行動態管理，讓被執行人及時履行有門，恢復權利行使及時有路。對接大數據將使審判活動突破空間限制而愈加便利化，程序價值得以提升。例如，浙江法院利用阿里平台對電子商務糾紛訴訟、執行全流程線上解決，將極大地提高審判效率，減少當事人的訴累。但司法的任何便利都將歸於公平正義價值的檢驗。人民法院應當避免為了追求效率而忽視以當事人訴訟權利保障為體現的程序公正。此時，訴訟程序在整個訴訟過程中的重要性將會比傳統司法得到大幅提升。因為上一階段的程序瑕疵，將嚴重影響下一訴訟程序的正常開始。人民法院必須注意線上司法的流程設計要在每一節點處都有對上一階段當事人訴訟權利告知、行使的情況記錄，告知、解釋下一階段訴訟權利的行使方式與後果。對接大數據得以讓審判活動更加公開化，這種公開也將帶來庭審的實質化。審判公開最重要的公開應當是庭審公開，其價值在於將決定司法結論的所有因素都予以一目瞭然地在第一時間活化。觀摩者好似得以進入審判活動中一樣，憑借從庭審中得到的信息與臨場參與感，形成自己的內心確信後與司法結論相比較，從而得出這次司法活動質量的可接受度。因此，法官們應該主動磨煉自身駕馭庭審的內功，言行謹慎，不越中立，讓當事各方的對抗、爭議以及可能影響司法結論的因素都得到集中展現，符合人民法官應有的與其他職業不同的風貌。在文書方面，對接大數據的司法公開要求法官必須在清楚全面案情，對證據與價值衡量作出內心確信的基礎上才能得出結論。這就要求法官必須在裁判文書中體現出自身嚴密的邏輯推理與援法釋用的思維過程。大數據讓審判信息與社會其他部門信息實現跨界共享，這就要求人民法院不光能夠利用數據為審判服務，還必須更加註重充分發揮審判活動對社會行為的引導功能。這將是比傳統司法法制宣傳、司法建議眼界更寬，決策更為科學，作用更為前瞻性的司法功能。依託於大數據平台，人民法院將能夠在審判數據基礎上，利用其他相關社會數據對社會某一時間內的突發問題及其類型化進行社會學分析預測，為自身審判活動，應急的行政管理，未來的立法活動，長期的文化建設與教育矯正發揮重要的參考指導作用。對接大數據將會使個案結果與社會正義價值對接更為精準，真正的先例遵行制將有實現的可能性。通過數據平台，法官得出的任何司法結論就不再可能僅是自己的內心確信，他們將自覺地檢閱以往相同層次法官或高層次法官對同類問題已作出的認識與判斷，在作出承辦案件結論前進行必要的修正。這樣，法官對同類事實的認識將會趨向統一，個案對社會正義價值的符合度將更為精準。當然，這種認識上的統一認識不一定都是好事。但是，從通過司法活動規律化而讓法律本有的社會行為的可預測價值得以實現的角度上而言，則是可以成立的。而且，這也是一種解決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的有效途徑。
⑷ 加強大數據的司法應用
加強大數據的司法應用
大數據是世界最新的技術革命、商業革命和觀念革命。可以說，誰搶佔了大數據研究利用的先機，誰就在未來社會擁有更大的控制權和利益。2012年美國政府投資2億美元啟動「大數據研究和發展計劃」，2012年7月我國制定《「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明確提出「加強以海量數據處理軟體等為代表的基礎軟體的開發」。中國擁有龐大的人群和應用市場，是世界上最復雜的大數據國家。加強大數據研究，對提升我國綜合國力，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科技差距，具有重大意義。
大數據可以運用到各行各業。加強大數據的司法應用，是人民法院推進司法為民和公正司法的必然要求，是信息化建設的必然趨勢。筆者認為，加強大數據的司法應用，應做到以下幾點：
樹立大數據意識
積極轉換思維觀念，重視數據、尊重數據、「讓數據發聲」。既要注重對已有司法數據的保存、分析應用和深度挖掘，也要更加註重關聯分析方法，從關聯數據信息中發現問題、判斷趨勢、策劃解決方案。樹立容忍誤差的意識，大數據的分析准確率雖不可能達到100%，但是仍然具有極高的准確率，可以作為司法決策的重要依據。
加強頂層設計
對大數據的研究應用，最為妥當的是從頂層設計入手，由最高人民法院制訂統一的發展規劃，明確工作方向、具體任務和發展計劃，從而避免多重投入、資源耗費。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在信息化建設起步早、基礎好、技術強、經費保障充足的地方法院中選擇試點法院，摸索和積累大數據研究利用經驗，為在全國法院系統內全面展開大數據研究利用打好基礎。
找准突破點
人民法院多年來數據的積累應用主要集中在司法統計上，突破點同樣落在司法統計上。在司法統計職能上，應從單純的司法數據統計匯總，向司法統計數據的綜合利用推進，拓展司法統計在信息咨詢、決策輔助、服務管理等方面的作用；在司法統計規范上，應統一司法統計標准、建構科學合理的司法統計指標體系；在司法統計調查方式上，健全全面調查、抽樣調查、重點調查並行的調查方式。
加強數據信息採集
大數據要求數據是全體數據、不是隨機數據；注重混雜性、不是精確性；注重數據之間的相關關系，不是因果關系。因此應盡可能地採集各種數據信息。在採集內容上，不僅要採集傳統的案件信息數據，還要採集案件穩定風險、當事人對判決意見、公眾對法院判決認同度、司法熱點、不同社會群體司法需求等與審判執行工作相關的數據信息以及經濟社會發展數據信息；在採集方法上，不僅要繼續深化法院系統內的數據信息採集，還可通過購買方式、委託社會調查咨詢機構採集相關司法數據。
加強數據分析利用
大數據的關鍵在於通過對海量數據的分析加工實現數據的「二次利用」。強化海量數據的集中存儲，做到安全保存和靈活調用；加強對海量數據的自動挖掘和分析，特別是在大量裁判案例基礎上，運用大數據分析方法對法院各類案件的審判工作建構裁判模型，為法官裁判案件提供參考；對迫切需要解決的法院工作問題開展數據分析實踐，為解決突出問題提供實踐解決方案，供司法決策參考；加強對混雜性數據的關聯分析，判斷司法工作中存在的被忽視問題以及趨勢。
強化數據整合共享
數據的整合共享對於大數據的研究利用具有重要價值。在最高人民法院統一指導下，加強「天平工程」建設，建設審判流程公開、裁判文書公開、執行信息公開三大平台，實現全國各級各地法院之間數據信息互聯互通、資源共享；走出數據孤島，加強與有關部門、社會組織等的聯系，建立大范圍的社會信息採集和共享機制；加強法院與檢察、公安、司法機關之間的數據信息交流共享，及時把握審判工作可能面臨的形勢任務，提高預知預警能力，提前部署應對。
加強專門人才建設
大數據的研究利用需要專門人才保障。應建立或明確大數據研究機構，在最高人民法院、省高級人民法院可以設立司法數據研究中心，專司大數據研究利用工作，在中級、基層法院明確負責該項工作的職能部門；加大對專門人才的引進和培養，引進熱愛法院工作、精通IT技術的專門人才，加強與高校、科研院所和企業的合作，對法院現有技術人員開展培訓活動，提高技術人員的科技水平；加強對法院領導和幹警的科技培訓，增強大數據意識，熟悉相關系統和工具，提高數據挖掘和分析利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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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大數據時代的審判:法官還是計算機
大數據時代的審判:法官還是計算機?
隨著社交網路、電子商務和「雲計算」的快速發展,人類進入了一個大規模生產、分享和應用數據的時代——大數據時代。2012年3月，美國政府投資2億美元啟動「大數據研究和發展計劃」，將大數據研發提升至國家戰略層面，視數據為「未來的新石油」。大數據之父維克托預言：「在不久的將來，世界許多現在單純依靠人類判斷力的領域都會被計算機系統所改變甚至取代。」司法審判是一個「單純依靠人類判斷力的領域」，那麼在大數據時代，計算機是否會取代法官呢？
一、什麼是大數據？
什麼是大數據？之前，人們無法處理大量數據，只能從其中隨機抽取具有代表性的樣本進行分析來推測數據總體的特點。這就是統計學中的隨機抽樣分析，它走了一條捷徑，用「樣本」分析代替「總體」分析。不依賴於抽樣而直接處理數據全集，是「大數據」的由來及其第一個特點。雖然不加篩選地接受數據全集必然夾雜錯誤，但海量數據在合成過程中會部分抵消錯誤數據造成的影響。
大數據的第二個特點是善於開發數據的潛在用途。隨機抽樣統計分析只能得到預設問題的答案。比如，一項關於「性別」與「吸煙率」的統計調查，所搜集的數據只能用於分析「性別」與「吸煙率」的關系，除此之外別無他用。大數據分析沒有預設問題，一端輸入數據，另一端會輸出若幹事件之間的相關程度，這個過程可多次進行、循環開發數據的潛在用途。比如，購物清單的基本用途是統計銷售情況等，通過二次開發發現，購買啤酒的消費者通常會購買尿不濕，所以將啤酒和尿不濕就近擺放會顯著提高超市銷量。
大數據的第三個特點是重相關，輕因果。大數據處理結果只能回答A與B的相關程度，至於A與B是否存在因果關系則如同暗箱一般無從考察，因為沒有人能夠從繁雜的參數擬合值裡面讀出因果關系。即，大數據只能揭示外在關聯現象——甚至有時，這種現象只是出於偶然——而不能揭示內在運作機制。
二、審判的變與不變之惑
一方面，審判應當變——因為大數據可使審判中的事實認定更加准確和高效，而准確和高效是保障司法正義的重要條件。大數據對人類行為的預測——無論准確性還是效率——都可能超越人類。比如，亞馬遜最初組建了一個書評組，他們寫書評、推薦新書，這使得公司書籍銷量猛增。當時，這個團隊是亞馬遜競爭力的重要來源，《華爾街日報》將其稱為「全美最有影響力的書評家」。後來，亞馬遜公司開發出了計算機推薦系統，通過對比測試發現，通過數據推薦產品產生的銷量遠遠超過書評組，由此這個曾經風光一時的書評組被解散。
另一方面，審判應當不變——如果由計算機徹底替代法官，那麼歷史上那些從審判中衍生出的文明都將岌岌可危。哈佛大學法學教授卻伯（Tribe）對數字審判批評道：「關於有罪無罪問題，對特定事件進行量化，不具有政治正當性。」即，審判是一種微妙復雜而神聖庄嚴的儀式。阿諾德（Arnold）如此刻畫審判儀式：「審判如同古代的神跡或寓言劇，他們能劇場化地表達一個社會中不同價值的沖突，這是形式邏輯無法做到的。無論民事審判還是刑事審判都有這一功能，尤其刑事審判，它將給一個社會帶來更為重要的感性影響。」所以，審判設置各種程序，不單單是為了一個准確裁判，更是為了體現對「人之為人」的尊重，為了宣示我們這個世界有著怎樣的當下以及追求著怎樣的未來。雖然由計算機徹底替代法官，審判將可能更快捷、更准確，但在那時，所謂審判只不過是在等待計算機的一個輸出而已，人們對審判的參與感和敬畏感將盪然無存，人們也因無法參與對抗、無法理解裁判而倍感痛苦和壓抑。
三、審判的變與不變之分
大數據時代，審判變還是不變令人困惑，變與不變都有其理論基礎和現實需求，既然一概而論會導致對立僵持，不如分情況討論。
一方面，在審判過程中，法庭辯論和裁判文書說理必須基於因果關系推論。這樣，普通人才能憑借其經驗與常識參與審判、理解裁判，不論原被告雙方是握手言和「案結事了」還是面紅耳赤「對簿公堂」，審判都給予了雙方參與審判過程、影響裁判結果的權利。這既能體現審判對「人之為人」的尊重，也能發揮審判對原被告乃至社會公眾的教育引導作用。正如伯爾曼（Boehlmann）所言：「法院的審判應當幫助人精神凈化，……法律不應只圖方便；它應當致力於培養所有有關人員——當事人、旁觀者和公眾——的法律情感。」因果關系並非大數據所能，所以法官不可能被計算機取代。
另一方面，大數據必將推進司法鑒定領域同一認定技術的發展。什麼是同一定認定？比如，一個是犯罪現場血跡，另一個是從犯罪嫌疑人身上提取的血樣，如果通過檢驗發現它們來源於同一客體，則證明現場血跡來源於犯罪嫌疑人。同一認定是審判中事實認定的一部分。最初，同一認定單純憑借於定性判斷（比如筆跡鑒定）。後來，DNA檢驗建立起資料庫，實現了同一認定的定量判斷，這給DNA證據帶來了「證據之王」的美譽，而其他同一認定技術卻因此受到冷落。所以，將同一認定結論進行量化表達已成為同一認定領域的迫切需求和深刻共識，而達成這一願望的契機就在大數據。大數據時代，若將特定用戶的行為、數據、特徵進行有效篩選並加以標記和量化，這必將成為同一認定的有力證據。
既然同一認定是事實認定的一部分，為什麼不同於事實認定的其他部分，在大數據時代它要積極「應變」呢？凡事皆有例外，同一認定之特殊性使其成為事實認定的唯一例外。大數據只能回答「是什麼」而非「為什麼」，恰恰，同一認定只關注「外在關聯現象」不在乎「內在運行機制」，因為對同一認定而言，「是什麼」等同於「為什麼」。但除了同一認定，其他事實認定是絕對不能接受「重相關，輕因果」的處理方式的。數據獨裁式的暗箱操縱模式不能為人類文明所接受，恰恰很好地詮釋了「正義不僅要實現，而且應當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加以實現」這一古老諺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