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理解大數據時代的數字鴻溝
理解大數據時代的數字鴻溝
大數據是近幾年來炙手可熱的話題，大數據的優勢以及大數據所帶來的新思潮形成研究熱潮。從隨機抽樣到全體樣本，從要求精確到應對混雜，從追求因果到發現關聯，大數據時代改變著我們的信息環境與信息處理思維模式。但是，並非所有的人都能同時走入大數據時代，如同媒介技術的每一次創新與擴散一樣，敏感的企業和組織是大數據的先行者和實踐者，也是最早的大數據受益者；而普通的個體則在面對大數據時呈現差異，有的在時間上跟進遲緩，有的在數據分析能力上存在欠缺，有的不知道如何尋找開放數據，有的在數據噪音前不知所措。傳統互聯網時代的數字鴻溝尚未完全填平，而在大數據時代新的數字鴻溝又在形成並不斷影響與改變著人們的政治經濟地位。
討論大數據時代的數字鴻溝，需要明確區分「數字差異」與「數字鴻溝」.從詞源上看，兩者意義接近，都是由「Digital Divide」翻譯而來。但從傳播效果或情感色彩上看，數字鴻溝比數字差異更能引起人們的警示。在大數據時代，人們創造數據並被數據所包圍，囿於人的視野及精力，人們在面向數據並做出選擇時必然會出現差異。比如，互聯網提供的個性化的搜索引擎，個性化藏夾等都會導致信息瀏覽的個人化，大數據時代的數字差異不可避免。數字鴻溝比數字差異更能引起人們的警惕，數字鴻溝更強調在認識和機會上的差異。數字差異是知道有機會而不為，數字鴻溝則是想為而沒有能力或機會。同在大數據背景之下，數字鴻溝可能會在擁有數據、分析數據和數據思維三個層面存在數字鴻溝。
三個不同的分析維度
（一）擁有數據的數字鴻溝
大數據時代，「全新」「、革命」「、顛覆性」等術語頻繁出現，但「大數據」這一標簽下所指涉的問題卻由來已久。伴隨著互聯網的勃興，數據的指數增長、信息超載和數據處理問題等一直是人們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在大數據時代，數據的掘取、存儲、處理與應用方面的技術有了快速的發展，但是在誰擁有數據這個造成數字鴻溝最基本的問題上，當下關於大數據的討論並未給出讓人滿意的答案。
1.數據開放
對於企業和政府來講，大數據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對大數據的掌握可以轉化為經濟價值的來源」也可以從更為准確的角度了解社會，並進行管理。因此，企業和政府需要從普通公眾那裡搜集數據，數據的傳播是一種自下而上的過程，最先擁有和掌控大數據的也是來自企業和政府的「數字先鋒」.但是，消弭數字鴻溝恰恰需要另一種形式的數據流動，即開放數據---讓數據從企業和政府所有而變成被公眾所共享，這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在現實生活中，這種自上而下的信息流動處處面臨著阻力：一方面企業把數據當做核心競爭力或者核心機密，並且花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去做數據分析，因此很難實現數據的共享；另一方面政府的數據公開步伐還比較緩慢，公眾獲得有價值的信息依然有難度。
數據開放所形成的數字差異需要開放數據來解決。哪些數據能夠開放，以何種形式向公眾開放，具體的實施者是誰，誰又能為數據開放過程中的「搭便車」行為買單都是需要思考的問題。大數據既可以產生商業價值，同時又兼具公共性的特質，在此過程中，和公眾利益密切相關的數據需要開放，我國早在 2007 年 1 月 17 日就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息公開條例》，明確規定原則、范圍、方式、程序和監督保障制度。在大數據時代，政府開放數據的力度應該進一步加大，同時對公眾進行獲取數據的素養教育，實現數據的民有和民享。作為一種公共資源，數據分配的公平性和財富分配的公平性一樣，都會對社會結構產生非常大的影響，政府和企業可以依靠數據存儲與分析技術的發展做「數據銀行」業務，讓每個公民都有機會在「數據銀行」存儲和提取自己想要的數據。國內學者塗子沛在《大數據》一書中，把開放數據放在數據民主的角度去思考，指出開放數據運動會推動「開放政治、開放政府、開放媒體、開放城市等等一系列的運動和口號」.這對消除數據所有權所形成的數字鴻溝，建設一個數據公平的美麗新世界提供了一條可行之路。
2.數據搜集
大數據時代的基礎在於海量數據，究竟多大才是大數據呢？「麥肯錫全球研究所」的最新報告對大數據下了一個定義：「大數據是指大小超出了傳統資料庫軟體工具的抓取、存儲、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數據群」而且，大數據的標准隨著數據的指數增長也在不斷發生變化。今天，我們在談論大數據時往往以 pb 為單位，海量數據提供了更為詳細的信息，但是也存在一些隱憂，即數據的價值密度太小，因而搜集數據以及在海量數據中尋找有價值信息的成本太高。舍恩伯格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謝瑋專訪時說：「在許多方面，我們仍然生活在一個『小數據』時代，在這個時代收集數據非常耗時、昂貴和困難。」大數據時代的數據搜集是一項龐大的工程，而且，大數據還遠遠未達到普通人能夠支付得起的階段。
搜集數據的數字鴻溝在大數據時代似乎沒有減少，反而隨著大數據處理技術的發展而在逐步擴大。對於媒體和企業來講，搜集數據和處理數據都並非易事，著名的《哈佛商業評論》雜志對全球財富1000強的企業應用大數據的情況做了一項科學調研，發現「大多數企業還處於大數據的入門階段，還小具備真正挖掘大數據的能力」,而且，「只有巧%的受訪者認為所在企業的數據可訪問性夠好或者達到世界級水平，只有21%的受訪者認為所在企業的分析能力夠好或者達到世界水平」.顯然，對於普通公眾來說，搜集數據、挖掘數據的難度更大，差異也更大。在搜索引擎主宰信息流向的時代，公眾就因為使用不同的搜索引擎而產生數字鴻溝，使用普通的搜索引擎與使用較為專業的搜索引擎和資料庫之間存在著差異。在大數據時代，公眾不僅要知道如何利用專業的搜索引擎，還需要在海量的信息中迅速尋找最有價值的信息，囿於公眾能力的差異，在搜集階段產生的數字鴻溝將難以避免。而且，互聯網下的數據處於不斷更新的狀態，時效性是非常重要和關鍵的。在對「知識鴻溝」的研究中，西方學者 J.S.艾蒂瑪和 F.G.克萊因曾經提到「上限效果」,指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知識鴻溝會逐漸減少。但是在互聯網時代，信息的價值和及時性有密切的關系，即使隨著時間的推移公眾在搜集數據上的「鴻溝」逐漸縮小，但是後來者所擁有的數據價值也會大打折扣。媒介環境學派的代表性人物萊文森對信息超載的論述可能會對緩解大數據時代數據搜集所產生的差異提供幫助，他認為建立信息分類法則可以解決信息超載的困擾，比如在圖書上建立圖書分類法則並依據這一法則運作，就能夠解決圖書館的信息超載問題，這一思想對解決長期困擾人類的信息超載具有普遍的啟示意義。
（二）分析數據的數字鴻溝
誰擁有數據會產生差異，而在同等擁有數據的情況下，公眾利用數據的能力不同，也會產生差異。大數據既包含以數量關系為基礎的結構化數據，也包含以定性描述為主的非結構化數據，而且，非結構化數據往往佔有很大的比例。因此，在大數據時代，同樣擁有數據並不代表著同樣能夠利用數據，分析數據和掘取價值上的數字鴻溝依然需要引起我們的警惕。
1.數據刪除
大數據時代是一個信息高度碎片化的時代，信息中的重復、噪音、冗餘和信息中的人為因素（網路水軍）等，都影響到人們對數據的分析與利用，此時，刪除數據與收集數據同樣重要。除《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之外，舍恩伯格還有一部影響深刻的著作-《刪除：大數據取捨之道》。在這部著作中，舍恩伯格提醒人們在大數據時代「記憶成為常態，而遺忘成為例外」,因此要注意信息取捨之道；在這個「沒有遺忘的世界裡」,遺忘恰恰成為一種寶貴的信息處理方式與權利數據刪除是一個人性化的問題，隨著「電腦原生代」的成
長，每個人都有著青澀的、尷尬的、甚至小堪回首的過去，互聯網之前人們會嘗試遺忘這些小愉快的過去，但是互聯網的記憶讓每個人小得小而對這樣一個現實：人們可能會為若十年前犯過的錯誤買單。
刪除同樣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在互聯網時代，歷史悠久的數據會逐漸成為「數據垃圾」,不但佔用大量的存儲資源，而且也會影響對當下數據的分析，評估數據與刪除數據成為大數據時代必不可少的數據處理方式。但是具體到個人就會產生一個問題，人不可能像機器一樣去評估和處理，只能按照過往的經驗來處理信息。另一位國外學者蒂奇諾在分析「知識鴻溝」所形成的原因時提到，個人的信息儲備也會產生「知識鴻溝」,即「正規教育和從大眾媒體中獲得的信息會幫助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提供理解知識的背景」.大數據時代並未改變人們接受信息的習慣，因此，在大數據時代依然是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先學會接受和刪除信息。刪除還有一個頗具哲學意味的意義，在大數據時代，選擇即刪除。人對數據的接受具有零和效果「,朝向一組數據的同時意味著放棄另外的數據，這也是另外一種意義上的刪除，處理掉低質量的過時數據是發現大數據意義的前提。知名學者馬修·E·梅所著的《精簡：大數據時代的商業致勝法則》，同樣也提到大數據時代的信息刪除與精簡問題。在大數據時代，能夠快速在第一時間獲得最有價值數據的企業會逐漸發展起來，而不懂大數據或沉迷於大數據的企業會逐漸落伍。
2.數據可用
大數據時代提供了一個多元、詳細且復雜的數據環境，在大數據時代，一切現實都可以量化為數據。但是如果用大數據來創造價值就需要從海量數據中找出有價值的數據，並把數據還原為現實。因為」,擁有一個數據集，無論它們多大或者多小，其自身都不會帶來任何價值。「大數據的最終價值還是體現在數據的」可用「之上。與此同時，關於數字鴻溝的問題也出現在數據的」可用「上，大數據如同提供了一個美味的堅果，不藉助工具很難打開它，而大數據所使用的」雲存儲、雲計算「又不是任何公眾都能輕易掌握的。少部分人掌握了分析數據與應用數據的能力，還有相當多的大眾面對浩如煙海的大數據不知所措，最終陷入信息超載的焦慮之中。
彌補數據可用的」數字鴻溝「需要讓數據變得直觀而可視，這仍然是一個涉及公共性的話題。把數據還原為現實既需要數據分析的人工智慧技術，也需要人的敏銳的分析與判斷能力，更為關鍵的是，需要把對數據所提示的環境真實地傳達給公眾。政府和媒體要做的依然很多，首先需要數據處理技術的普及，把解讀關於公共事務的大數據當做一個公共事業，如在 20世紀 60 年代，被稱為」人工智慧之父「的約翰·麥卡錫曾預言」有朝一日，計算可能變成公共設施「.其次，媒體要做好數據與現實之間」擺渡人「的角色，不僅要用大數據來分析受眾獲得收益，更要體現媒體的公共性，讓受眾能夠讀懂大數據並受用於大數據。比如，美國記者在報道龍卷風時」將龍卷風破壞房屋的損毀數據，與地圖相重疊，製成大數據地圖。「這樣，受眾既能夠比較精確地了解龍卷風帶來災害的大體區域，又能夠精確理解某個區域龍卷風造成損失的具體情況。
（三）數據思維的數字鴻溝
大數據熱所帶來的重要變化是關於數據思維的變化，關於大數據的討論有很多，但並非有了」大數據「這樣一個概念我們的信息環境就自然而然發生了質的變化，而是在互聯網逐漸走向海量數據的今天，從」數字化生存「轉向」數據化生存「的大數據思維讓人們多了一個認識世界的視角。在大數據技術之外的數字鴻溝來自於人們的思維層面，即人們對待數據的思維存在差異。
1.超越大數據
大數據時代的思維之一是要超越」數據迷思「,把數據當成一種工具而不是一種數據霸權。舍恩伯格在《大數據時代》一書中指出大數據帶來的三種變化：不是隨機樣本，而是全體數據；不是精確性，而是混雜性；不是因果關系，而是相關關系。這些變化對於傳統的定量研究方法有極大的影響，可是定量方法的改進並不能取代定性的研究，必須超越數據才能發現數據背後的意義與價值。於是，大數據思維包含了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發現海量數據，了解海量數據的潛在價值，但並不能很好的利用數據；第二個層次是能夠較好的利用數據，但是往往陷入數據崇拜，解決不了關於意義的問題；第三個層次是能夠利用數據，但是也能夠同時超越數據，發現價值。這三個層次在大數據的發展過程中既是一個歷時的過程，也是一個共識的過程。大數據概念的興起與擴散還需時日，因此在數據思維上三個層次的」數字鴻溝「仍將長期存在。
2.大數據素養
數字鴻溝的減小也需要在硬體與軟體兩個方向上作出努力，在大數據時代仍然如此。從最近幾年的中國互聯網路統計報告來看，硬體的數字鴻溝在逐漸縮小，而軟體的數字鴻溝仍在擴大。消弭數字鴻溝需要政府、企業等開放公共數據並提供利用公共數據的方法，還需要提升全體公民的大數據素養，實現大數據的民有與民享。數據素養也被稱為數據信息素養，主要指人們在科學數據的採集、組織和管理、處理和分析、共享與協同創新利用等方面的能力，以及在數據的生產、管理和發布過程中的道德與行為規范。全面提高全民的數據素養，我們才能自信地迎接大數據時代的到來，並利用大數據為人類創造新的福祉。
② 數字鴻溝的表現和影響
數字鴻溝」又稱為"信息鴻溝"，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貧困者之間的鴻溝」。那麼數字鴻溝的表現是什麼?小編整理了數字鴻溝表現和影響，希望可以幫助大家!
數字鴻溝的表現是什麼_數字鴻溝表現
在信息化、數字化的新一輪「賽跑」中，南北方國家不是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的，「賽跑」的結果也只能是強者更強、弱者更弱。
國際政治經濟的不平等、不平衡是造成南北國家間數字鴻溝的根本原因。國際政治經濟的不平等、不平衡秩序在知識經濟時代依然沒有改變。北方國家在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繼續憑借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利用對高科技的封鎖，使發展中國家很難找到實現「後發優勢」的技術平台，生產出高附加值的產品，從而使發展中國家在進行對外貿易時長期處於不公正的、依附的和被剝削的境地。在這種境況下，通過信息技術和知識來創造價值的新經濟只能是一種「富國現象」。少數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搭上了信息革命的頭班車，在「知識權力」集中過程中，通過技術創新、產業重組和全球壟斷獲取「先行優勢」，已經牢牢占據了信息革命和知識經濟的制高點。由於新興產業和高科技風險投資的高回報率，發達國家過剩資本轉向內部投資，刺激了國內金融市場的繁榮。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尚處於工業化階段，部分國家尚處於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型時期，信息革命和知識經濟的到來，使發展中國家肩負雙重發展重任，由於外匯拮據、知識和人才的匱乏，沒有能力推進信息技術的普及工作、提高網際網路應用水平以及建立和利用網際網路上的電子商務(E-business)和電子社會(E-society)而被邊緣化。並且隨著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知識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和窮人被隔離在數字鴻溝另一邊。所以，不解決南方國家的貧困化問題，使之擁有進行電信基礎設施建設和信息化教育的基本條件，數字革命」只能是空談，消除數字鴻溝只能是現代神話，因為正在挨餓的窮人是不可能靠數字蛋糕充飢的。
一個國家內的不同階層、不同地區間存在著經濟水平之間的差異性是造成一個國家內部數字鴻溝的重要原因。在美國，貧富差距自1973年以來已經達到創紀錄的水平，信息化進一步推動財富在信息技術所有者、企業家和金融家中的高速聚集，比爾·蓋茨等網路巨子富可敵國，無緣或不能掌握網路技術的公民極易淪為赤貧或墮入社會底層。位於鴻溝的不幸一方，就意味著更少的機會參與以信息為基礎的新經濟。在這種新經濟中，更多的工作與計算機相關。這同時意味著獲得較少機會參與教育、培訓、娛樂、購物和交流等可以在線得到的機會。地區間的經濟發展不平衡造成了地區間推進信息化經濟條件的巨大差異和不同地區居民之間接觸數字新媒體機會的嚴重不均。所以要消除一國內的數字鴻溝，必須和經濟發展聯系起來，以消除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來縮小國內的數字鴻溝問題。
其他一些社會因素也會對數字鴻溝產生深遠影響。1998年，柯林頓政府提出了「Closing Digital Divide」(消除數字鴻溝)的發展目標，試圖通過大眾媒介和其他手段來普及計算機和因特知識，改善低收入人群的受教育條件。然而，後來對公眾利用電視媒介實際效果的研究卻發現，這方面的工作並不成功。因為柯林頓政府普及計算機和網際網路知識的努力，的確在低收入和文化程度不高的群體產生了傳播效果，但是對大眾傳媒中傳播的計算機、網際網路知識接觸和利用最多的，還是那些相對富裕的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以緩解受教育不平等為目的的大眾傳播活動，實際結果卻是擴大了兩者之間的數字鴻溝。造成數字鴻溝的社會因素包括：(1)傳播技能上的差異;(2)已有知識存儲量的差異;(3)社交范圍的差異;(4)信息的選擇性接觸、選擇性理解和選擇性記憶的因素;(5)大眾傳播媒介的性質。
數字鴻溝的影響
國家利益
承認數字鴻溝的存在，這是全世界共同的觀點。但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究竟應該怎樣看待這個問題?問題的實質在於全球化、信息化當中，民族國家在世界格局中如何占據一定的地位。在經濟全球化、信息化時代里，民族國家至少今天看來是存在的，因此，我們就必須考慮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否則，討論數字鴻溝問題的基礎便不存在了。
我非常同意朱厚澤前輩的觀點，信息文明有二重性。工業文明表現為英國化，信息文明表現為美國化，美國化的信息文明是向全球滲透的。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它給發展中國家帶來好處，另一方面它的文明以惡的形式表現出來，這里，好的文明肯定應該接納，我們當然應該盡快使自己的國家跨越數字鴻溝。同時，對文明擴散中以惡的形式的表現，我們可以坐下來談判，以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討價還價。
今天，人們日益意識到，將來地理意義上的世界地圖將讓位於以知識等級劃分的世界地圖，國家之間的鴻溝將越來越大，越來越以知識衡量財富，從而造成社會沖突越來越大。因此，政府應採取各種辦法縮小這種差距。今年以來，政府開始談數字鴻溝問題，但仍沒有提出具體的實施辦法。更重要的是我們對時代的看法有錯位，仍是以物質產品的數量來衡量社會發展的指標。我們急需建立一套對各地信息化的指標進行衡量的體系。今年以來一個明顯的趨勢是網路公司開始與國家有關行業資源結合並真正形成一種產業。但這方面其實國家並沒有意識地進行這種資源的積累和整合。
互聯網實際上就是一場實驗，當你在網上亂逛的時候，你的需求已被人了解和把握，這是最為可怕的，然而中國的產業部門是否已真正開始意識到這一點?網路背後其實是國家利益重新劃分的過程。
權力鴻溝
談數字鴻溝不能忽視另外一個鴻溝，即權力鴻溝。中國的現實是怎樣的?實際上是數字資本主義和黑幫資本主義相互交錯其中,黑幫資本主義是更加觸目驚心地存在著的現象。權力的不公正是造成中國貧富鴻溝的實際原因，而不是數字鴻溝。就中國而言，數字鴻溝更多表現在國家與國家之間整體信息化狀態的差距。
當我們的經濟學家講「西部開發要網路先行」的空話的時候，不解決制度問題，不正視中國黑幫資本主義的問題，西部開發將會成為一部分官僚瓜分國家資源的又一種說法。黑幫資本主義是在私有化進程中，一些人將公有財產直接轉換為個人財產結果。私有化仍是一次權力的瓜分，與普通百姓無緣。這個暴富階層與低層百姓之間的鴻溝正在加大。這將導致中國在現代社會面臨整合的危機。所以，要解決數字鴻溝，就不要以數字鴻溝為名，忽視了中國另外一個現實情況，那就是權力的鴻溝，因為它造成的不平等是更大的不平等。
我們看到數字資本主義也對權力鴻溝進行了沖擊和消解。數字資本主義是什麼?馬克思曾經說過一句話，叫做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去年中關村曾有一牌子上寫「全世界計算機聯合起來，Internet一定要實現」，這句話其實道出了這樣一個現實：美國通過養老基金、退休基金形成群體資本，再通過這種群體資本向周邊國家投資。這樣全世界資產者通過數字化都聯合起來了，而無產者好像倒未聯合起來。全球資本主義國家為什麼會變成福利國家，變成知識社會?就是因為把資本家和工人之間不平等的鴻溝降到最低限度。藍領工人已成為知識工作者，資本的形態也發生了變化，所謂數字資本主義是以一大幫群體資本為背後支撐的。
以數字手段進行滲透的群體資本主義表現在中國就是外資的進入、網路的興起、電信市場的開放。這其中也帶來了一些新的規則。
數字鴻溝
面對數字鴻溝，我提出一個概念叫數字漩渦。這其中的關鍵是中國如何吸納全球的資金、技術形成數字漩渦，然後實現跟美國等國高科技領域的互動，而且尤其要發揮華人的力量。
今年政府做的八大網站，只是在新聞上提高競爭力，其實這是沒有抓到問題的實質。政府應該建立一種成熟的民間的投資體制，使整個中國的民間資源向高科技傾斜，做出一個比較高的門檻，這樣，當國外資本進入的時候，有談判的餘地。我們甚至可以採取官督民辦的形式，政府出讓資源給民間，民間採取一種有比較清晰產權的，有制度保障的體系來整合這種資源。
數字機遇
八國首腦會議結束後，以日本富士通和東芝為首的全球電子商務企業對話協會成員提出要為非洲50萬個偏遠村鎮提供數字接入等。這些公司勇於承擔解決數字鴻溝問題的重任其實還是從自身長遠利益考慮，他們確信只有幫助大多數國家成為「網路經濟和社會的正式參與者」，才能拓寬公司現有的市場規模。正如思科公司總裁錢伯斯所說，「所有參與網際網路革命的公司都有機會去消除這場信息技術革命帶來的數字鴻溝，同時它們也會最終享受到消除數字鴻溝後所帶來的市場機遇。」
亞洲很多國家和地區都在認真對待數字鴻溝的風險，積極通過改善信息技術基礎設施來使每個人分享信息和通信基礎設施革命所帶來的機遇。
一位世行高級官員曾經指出，低收入人群和國家若想分享信息和通信基礎設施革命所帶來的機遇，除了需要獲得相關的高質量教育外，更為主要的是還需擁有能確保平等享用現代信息和通信技術的基礎設施。在國內，網通最近業務十分繁忙，這說明基礎設施建設加大;實達要專門關注硬體業，說明廠商們看到了基礎設施市場的美好前景。
由此可見，數字鴻溝實際上是一種創造財富能力的差距。中國如何抓住機會實施方法得當的技術融入，跳過這一差距，直接進入信息技術和電子商務領域，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問題。但是如果這種融入進行不當，我們就可能完全錯過機會。填平數字鴻溝：消除中國數字鴻溝的思考與對策
③ 信息泄露、大數據殺熟、演算法歧視……如何才能建立數字信任
近些年，數字經濟持續較高的增速，逐漸成為經濟提質增效的重要動能。電子商務、在線教育、移動支付等早已與你我息息相伴。與此同時，平台壟斷、大數據殺熟、假冒偽劣商品、演算法歧視、刷單炒信等數字治理難題也暴露在大眾面前。在此背景下，數字時代信任問題的重要性日益凸顯。什麼是數字信任？如何構建數字信任，推動我國數字經濟 健康 發展？一起來看。
什麼是數字信任？
在以前的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下， 社會 信任主要靠人際信任和制度信任維系，而數字經濟中的信任關系是數字信任。基於數字經濟和數字 社會 發展的視角，數字信任是數字空間中個人、企業和政府基於數字技術建立的數字身份識別的雙向交互的新型信任關系，是人際信任和制度信任的拓展，是可信數據流通的必然要求。用戶通過數字身份與網路設備相連，在數字空間的所有通信、社交、交易、搜索、 娛樂 等活動的數據完整性和隱私性，必須得到有效的保護和管理。數字信任構建了人對機器、技術和平台、機器與機器的信任關系，人們相信數字空間的軟硬體和平台具有可靠性、安全性和高效性，平台通過向用戶表明他們可以確保在線程序或設備的安全性、隱私性、可靠性和數據道德性升冊檔來獲取用戶的信任。
數字信任對信任關系的產生和維系進行了革命性改進， 將人際信任、制度信任與技術信任融合為一體，是政府、個人、企業和機器對於數據和個人隱私保護能力和網路安全保護水平的信心，支撐了數字經濟 社會 活動的所有要求 ，是信任關系更高級的形態。
數字信任有何價值意義？
數字信任是數字經濟發展和創新的基礎。 數字經濟時代的數字信任，是個人和組織參與經濟交易的基本信任，信任的經濟功能將放大。2019年5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羅默在《全球數字經濟發展洞察》的演講中指出，在數字平台的發展中，信任和規則的建立同樣重要。數據是數字經濟的關鍵核心要素， 數字信任有助於解決數據治理和安全問題，促進數據要素市場形成，支撐數據的市場化配置，推動數字經濟發展。 構建「政府—用戶—平台—企業」之間穩定的數字信任關系，有效治理平台壟斷、大數據殺熟、假冒偽劣商品、演算法歧視、刷單炒信等數字治理難題，將推動我國數字經濟進入良性競爭和 健康 發展的狀態。
數字信任節省經濟運行的交易成本。 我國電子商務發展初期就面臨網路上的信任難題。在缺乏信用保障或法律支持的情況下，第三方支付平台為交易雙方提供了支付保障，解決了商家與消費者的信任問題，促使交易的順利完成。在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類似解決買賣雙方不信任的問題越來越多。 建立政府/公共部門—企業/其他組織、政府/公共部門—自然人、企業/其他組織—個體用戶、人機交互和機器交互的數字信任關系，將極大降低經濟活動中的交易成本，可以有效避免陷入所謂諾斯型低信任貧困陷阱 ——「無法讓合同有效、低成本的執行是 歷史 上發展停滯和當今第三世界國家不發達的最重要原因」。
數字信任是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引擎。 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企業面臨吵亂的網路安全及數據隱私風險正在攀升，構建數字信任變得更具挑戰性。消費者對於信息類產品以及 科技 企業的數字信任，已經成為他們下載應用和購買產品/服務的核心影響因素。 只有建立數字信任體系，有效抵禦網路攻擊、保障系統和數據安全、保護用戶隱私，確保企業在數字化轉型中正常運行，才能加快經濟數字化轉型。
數字信任是建設數字政府的支撐。 數字政府建設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支撐，運用數字技術加強和改善治理是數字政府建設的關鍵。政府治理是從身份認證和管理開始的，建設統一數字身份認證和管理平台，將政府部門各單位的數據信息都聚集起來，發掘數據價值，將極大地推動政務服務精確化、 社會 治理數智化與管姿攜理決策科學化。 基於數字身份，構建政府與企業、公民、 社會 之間的數字信任，不僅可以提升政府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而且可以提高公民和企業參與 社會 治理的熱情，增強對政府政策的理解認同。
數字信任可以在彌合數字鴻溝方面發揮作用。 數字鴻溝具體表現為「接入鴻溝」「使用鴻溝」「能力鴻溝」，個人、企業、地區、國家層面都可能產生數字鴻溝。產生數字鴻溝的原因很多，其中缺乏數字信任是重要原因。比如，信任問題是老年人「數字鴻溝」瓶頸，老年人對新技術有天然的保守心理，對數字技術不了解、智能手機使用不熟練。數字經濟發展中的數字鴻溝問題，已經引起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增強數字經濟可及性、消弭數字鴻溝被多次強調。 培養公民的數字素養，構建數字信任關系，讓更多的人民群眾體驗到更加安全、更加便捷、更加優質的網上交易和服務，可以彌合數字鴻溝。
數字信任面臨什麼現實痛點？
過去二十多年，我國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取得了巨大成就，產業互聯網發展對數字信任建設的要求更加緊迫。但是在消費互聯網領域出現的一些信任問題，消費者對數字技術和互聯網平台的信任下降，致使我國數字信任呈下降趨勢。當前建立數字信任存在諸多痛點。
①建設數字信任的法律法規尚待進一步完善。 我國數字信任是從2003年建設網路信任體系開始的。近些年，我國開始重視數字信任的制度建設，頒布了一些涉及數字信任的法律法規。但是，我國亟需加強數字信任的頂層設計，明確我國建設數字信任體系的重點和難點， 建立健全電子簽名、電子身份、電子認證、網路安全和數據安全、隱私保護等法律法規。
②數字信任互聯互通的基礎設施搭建有待完備。 我國政務系統建立了數字證書認證系統（國家政務外網CA系統、RA系統）、密鑰管理系統等，但是面向企業和公民的數字信任基礎設施剛剛開始建設。比如，同一個人在不同中心化系統中的信息處於隔離狀態，地區性、行業性交叉認證過程中存在「各自為政」甚至割裂情況。由於未構建完成各部際間網路互連的網路框架，數字身份系統無法互聯互通，政府部門、企業、 社會 組織、自然人無法有效交互數字信任。缺乏統一的數字身份標識、實體識別認證和一系列安全策略機制，數字信任難以確保數字交互關系的准確性、穩定性和便捷性。
③網路安全及數據隱私風險較嚴峻。 人工智慧、區塊鏈、雲計算和5G等數字技術應用帶來了網路隱私和安全問題，據CNNIC統計顯示，盡管網民遭遇各類網路安全問題的比例均有所下降，截至2020年12月，我國網民個人信息泄露（21.9%）、網路詐騙（16.5%）、設備中病毒或木馬（10.8%）、賬號或密碼被盜（8.2%）等問題仍然比較嚴重。中國企業正面臨數字化轉型帶來的創新風險， 互聯設備領域的商業成功取決於與消費者建立數字信任 。
④數據治理與平台創新難以平衡。 運用大數據可以為經濟 社會 發展帶來創新動力，但需要平衡隱私保護與業態創新的關系。 消費者渴望個性化的體驗卻擔心數據安全，企業不願為了實施隱私保護而無法充分利用用戶信息提供更好的服務 ，以至於限制企業的競爭力。如何在保證數據流動性的同時平衡安全性，亟需建立足夠的「數字信任」控制。
⑤技術信任與制度信任尚需協調統籌。 技術信任不能替代制度信任。比如，區塊鏈技術只對上鏈以後的數據保真，上鏈之前的數據真實性則需要制度信任來保障。盡管基於技術的數字信任不斷改善，但還沒有形成技術與制度之間的互動增強，制度對待技術發展需要具有包容性，技術本身在價值目標上也應與制度保持一致。
總體而言，我國數字信任建設處於起步階段，目前存在的這些問題都是數字經濟發展中的問題，也是全球普遍面臨的問題。
如何加快構建數字信任體系？
「十四五」期間，加快數字化發展是國家戰略。構建數字信任體系，既是網路安全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數字經濟和數字 社會 的重要組成部分。所謂數字信任體系，是以可信數字身份驗證和可信數據流通為核心，通過制度信任、數據信任、人際信任、技術信任與系統信任的建設，實現身份、數據、合約、產權、法人、技術等六個「可信」的數智化信任運營體系。
第一，從戰略上構建以人為本的數字信任體系。 建議我國數字信任體系的頂層設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著重考慮彌合數字鴻溝、合理保護個人信息、嚴格防範網路風險，處理好制度信任和數字信任的關系，把改善人民生活品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增進人民的獲得感作為數字信任體系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第二，建立技術與制度互動的數字信任模式。 建設數字信任體系，要統籌制度信任和人際信任，形成制度與技術相互包容的雙向互動，法律法規等正式制度與習俗等非正式制度融合互動，用數字技術增強傳統信任，用制度信任補充數字信任，形成數字 社會 良好的信任生態。警惕技術萬能論，不能過分誇大數字技術對信任建設的作用，制度應保持適度彈性且包容技術創新，不被倫理綁架。
第三，建立數字身份互聯互通互認的基礎設施。 數字身份普及是數字信任的基礎工作，如韓國政府計劃於2022年全面普及電子身份證，取代現有的實體身份證，將來只需出示手機里儲存的電子身份證，即可以辦理各種業務。建議加快建設數字身份互聯互通互認的國家級平台，建立健全信息系統互聯互通、身份統一認證、一網通辦等事項的相關制度，消除信息孤島，降低交易成本。
第四，進一步完善數字信任的法律法規、規則與標准。 建議加快研製數字身份法規、盡快出台個人信息保護法、完善數字信任技術（人工智慧、生物特徵識別、隱私計算技術、區塊鏈、量子 科技 等）應用的標准規范和實施指南等，建設與國際接軌、促進數字經濟創新發展的數字信任法律法規體系。加大對侵犯知識產權、數據濫用、違規採集數據、演算法歧視、刷單炒信的監管力度。
第五，注重數字信任核心技術的研發與應用。 數字信任技術是產業互聯網大協同的基礎設施，大數據挖掘可以應用於信用評價，區塊鏈通過加密演算法、解密演算法、時間戳等一系列數學方式創建了一種全新的信任機制，利用綜合或者集成的大數據、人工智慧、區塊鏈技術可以不斷創新數字信任機制。建議政府加大對數字信任核心技術的原始創新的支持，為不斷拓展應用場景創造條件。
第六，平衡隱私保護與鼓勵業態創新的關系。 建立信任、鼓勵創新，是建立數字信任體系最重要的兩大目標。加快數字化轉型和應對網路安全，需要政府和市場加強合作、擔負共同責任，共同遵守可靠的網路安全標准，共同打擊網路犯罪。市場和政府都應該加深對於技術、法規和標准化等不斷創新的認識，深化數據對市場創新作用的理解，共同推動數據開放、保護、共享和合理使用。
第七，加強國際合作建立新型的數字治理和數字信任框架。 數字信任問題是全球性問題，各國政府越來越重視數字信任。2020年9月《紀念聯合國成立75周年宣言》提出，「當務之急是勾畫一個數字合作和數字未來共同願景，並解決數字信任和安全問題」。我國倡導構建網路空間命運共同體的工作中，建議我國政府以設計全球數字信任框架為抓手，積極引導和參與數字信任的法律法規和標准規則，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