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大數據與電子政務的關聯
所謂大數據，指的是無法在可承受的時間范圍內用常規軟體工具進行捕捉、管理、處理的數據集合，又稱海量數據，常常把這些數據與採集它們的工具、平台、分析系統一起稱為大數據。隨著移動互聯和社會化媒體的廣泛運用與性能豐富，顛覆性地改變信息傳播渠道、獲取路徑以及服務內容和模式，信息傳播格局呈現出網路媒體化、媒體大眾化、大眾網路化的趨勢。
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是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把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推向縱深的關鍵環節，對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提高政府服務效率和透明度，便利群眾辦事創業，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通過信息採集使用互聯網而進行政務互動落實了國家創新形式的理念；
第二，實行電子政務並不僅僅是為了方便政府工作人員，在此基礎上促進了政務的公開透明，促進公眾參與，並與政府工作人員進行交流，有利於政策更好的實施落實，加快了我國的民主化進程；第三，使得政府原先單項的管理模式向雙向甚至多項轉變，使市民可以隨時隨地了解國家資訊獲得所需要的信息，參與管理，加快了民眾辦事流程，降低了辦事成本。拓寬民眾與政府的交流渠道，增強民眾對決策的支持力度，促進政策實施並維護了社會和諧。
信息管理對我國發展電子政務的影響：
01提升政府的辦公效率
02有利於政府決策的科學性
03有助於緩解信息孤島現象的產生
法律依據：
《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四條至第一千零三十九條基本沿用了《網路安全法》的規定：
1．要求信息處理者在處理（包括：收集、存儲、使用、加工、傳輸、提供、公開等）個人信息時需要徵得該自然人或者其監護人的同意，並在已明示的處理信息目的、方式和范圍內進行信息處理。
2．明確賦予信息處理者保證信息安全、不得對外泄漏的義務。
2. 大數據在社會治理中的創新應用實踐
大數據在社會治理中的創新應用實踐
交通擁堵一直是令城市管理者十分頭疼的難題。為緩解交通擁堵，利用信息技術是其中的新方向之一。2012年IBM的研究者與法國里昂市合作開發了一套緩解道路擁堵的系統——「決策支持系統優化器」，通過整合、分析市政網路現有交通數據以及來自社交媒體的新數據來醫治交通頑疾。這只是運用大數據來解決社會治理難題的一個初級案例，不遠的將來，利用大數據技術進行社會決策與治理，有可能成為政府行使職能的常態。大數據技術為社會治理帶來新機遇社會治理是對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等事務進行的組織、協調、指導、規范、監督的過程。它涉及合理有效配置社會資源，比如提供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社會保障等社會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保障社會公平與公正；涉及通過行政及司法手段保障社會安全和社會穩定。而社會治理目標的實現，是以掌握治理對象的狀況及其外部環境的信息為前提的。現階段，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期，急劇發展變化的社會，對於包括人、財、物、事等在內的龐大而復雜的社會管理信息需求，與當前大數據技術的發展不期而遇。創新社會治理，是我國應對社會轉型、化解社會矛盾、協調利益關系、維護社會秩序所面臨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針對目前社會治理領域普遍存在的服務理念滯後、決策機制不夠科學、部門協作亟須加強、工作方式待改進與工作效率求提升等問題，大數據技術從認識、理論、方法、實踐和效果評估等方面都能給人以啟發。大數據技術通過對海量數據的快速收集與挖掘、及時研判與共享，成為支持社會治理科學決策和准確預判的有力手段，為社會轉型期的社會治理創新帶來了機遇。大數據在社會治理中的創新應用實踐建立大數據中心，及時搜集、實時處理數據信息，為科學決策提供堅實基礎。政府部門是社會治理的主導者，在出台社會規范和政策時，依賴大數據進行分析，可以減少因缺少數據支撐而帶來的偏差，提高公共服務的效率。實踐中，浙江法院系統通過建立全國法院案件信息資料庫，及時、全面、准確地採集反映案件及其審理過程情況的各類信息，為加強對辦案的全流程監管，實現科學分類、多元檢索和海量數據的分析比對奠定了基礎。打造大數據電子政務平台，暢通利益訴求與溝通渠道，建立主動應對的社會治理模式。大數據分析注重用戶行為的分析和反饋，通過網上辦事、區域聯動、資源共享的電子政務平台和網格化社會管理體系，促進政府和公眾互動，獲取公眾行為的大數據並加以分析，可以更加及時地發現社會矛盾和問題，將過去政府被動應對問題轉變為主動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治理模式。對社會大數據進行歷時性和實時性分析，加強社會風險控制，提高政府預測預警能力和應急響應能力。無論是對現實社會各行業的運行監控，還是對網路虛擬社會的治理，都可以基於歷時和實時的大數據分析，密切掌握市場調節失靈、社會秩序與穩定受到威脅等需要社會治理介入的節點或情況，這對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社會公共安全體系，完善社會應急管理體制等具有重要作用。積極發展大數據技術創新社會治理制定大數據國家戰略，加強頂層規劃和設計，打造「數據中國」。大數據將成為引領未來科技和社會進步的重要載體。麥肯錫的大數據研究報告稱，大數據是國家和地區發展的主要指標，已經滲透到金融、健康、住房、交通、教育等重大民生領域，正在影響著企業的決策和國家發展的戰略部署。國際上，美國、英國、法國等發達國家先後出台大力發展大數據技術的相關政策，日本和韓國也積極付諸大數據技術的實踐。我國廣東、上海、山東、浙江等部分經濟發達地區也已先後啟動大數據行動計劃或成立大數據聯盟，以促進大數據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大數據技術發展既是創新社會治理的需要，也是信息社會發展的必由之路。建議我國從國家層面設計大數據發展戰略，做好頂層設計，引導和推動各領域、各行業對大數據的研究和利用。完善大數據基礎設施建設，擴大社會應用，促進數據驅動的社會決策和治理常態化。信息技術基礎設施是大數據技術應用的載體，大數據本身也將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大數據中心和數據應用平台建設的水平，決定了大數據時代的數據能否被有效收集、分析、挖掘和應用。這些大數據基礎設施的建設可以與國家信息化建設相融合，以政府為主導、技術型企業為主力、公眾參與為紐帶，形成覆蓋有線與無線互聯網、各種社交網路、各種使用終端在內的社會化統一數據平台，通過大數據挖掘和分析技術，有針對性地解決社會治理難題；針對不同社會細分人群，提供精細化的服務和管理。同時建立資料庫資源的共享和開放利用機制，不僅打破政府部門間的「信息孤島」現象，也加強政府與社會公眾間的互動反饋，不斷擴大在教育、醫療等領域的應用，使數據驅動的社會決策與科學治理常態化。建立數據使用規范，規避大數據的使用風險。技術往往是一把雙刃劍。大數據的收集和使用可能涉及國家信息安全和公民隱私等，需要在立法層面明確大數據採集和使用的原則。大數據平台本身的安全性也應引起重視，需要國家相關部門制定大數據技術標准和運營規范，重視大數據及信息安全體系建設，加強對重點領域敏感數據的監管。應當採取必要措施，構建大數據良性生態環境，調動全社會積極、有序地運用大數據技術來創新社會管理。
3. 政府運用大數據 決策告別「拍腦袋」
政府運用大數據 決策告別「拍腦袋」_數據分析師考試
24日，首期「廣州新觀察」圓桌會議在暨南大學行政樓舉行，由來自國內政、學、研、企等領域的專家學者、媒體記者，聚焦「大數據與政府治理創新」，共話大數據時代的政府治理創新，專家指出，大數據將讓政府告別「拍腦袋」決策，讓決策更加科學化、精細化。暨南大學黨委書記蔣述卓、廣州市社科聯主席曾偉玉、南方日報社委姚燕永等主辦單位領導出席了本次研討會。會議由暨南大學副校長林如鵬主持。
據悉，「廣州新觀察」系列學術研討會由廣州市社科聯、暨南大學、南方日報社共同主辦，每月1期，立足於從廣州的視角看世界，從世界的視角看廣州，精選熱點話題，力求視角新、觀察細、探討深、對策性強，形成廣州學界的聲音，將為提高整個城市的治理水平，提供直接有力的智力支撐。
大數據將提升政府治理精細化、科學化水平
伴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創新和大數據技術的發展，社會生產、生活方式在不斷被大數據技術所顛覆和重塑。因此，政府的社會治理不可避免地面臨一些新問題。
蔣述卓說，大數據為社會的治理、政府的治理提供堅實的基礎，不僅提供一種治理的觀念，還提供一種宏觀的信仰，使我們的決策更加堅實、有實據，不再是拍拍腦袋就出東西了，現在要建立在數據、用事實說話的基礎上，才能更堅實地把治理的模式做好。首期學術研討會將討論如何運用大數據來解決廣州市政府治理中面臨的問題，為改善和創新廣州市的政府服務提供幫助。
對於「廣州新觀察」系列學術研討會的宗旨，曾偉玉在發言時指出，首先是關照廣州的發展實踐，服務黨委政府的科學決策。
當前，廣州正在積極落實國家「一帶一路」、自貿試驗區建設和創新驅動戰略，也是在加快推動建設國際航運中心、物流中心、商貿中心和現代金融服務體系。在這其中有大量的決策需要咨詢、有大量的問題需要學術界來給予回答、有大量的政策需要創新。
「我們創辦『廣州新觀察』這個學術交流平台，是廣州社科聯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的一個抓手，也是我們在貫徹中央精神、推動廣州特色的新型制度建設的一個重要舉措。」曾偉玉說，希望通過專家學者的深入研討，能夠形成一些有戰略高度、有創新水平和實踐價值對接建立的成果，破解廣州發展的困境，提高整個城市治理水平，提供直接有力的智力支撐。
同時，廣州市社科聯也希望通過這個平台，打通理論、輿論的陣地，發出廣州學界的主流聲音，並團結一大批學術積累深厚、思想敏銳活躍的專家學者，以科學嚴謹和富有創新精神的思想來聚焦和剖析當下社會熱點，來解碼新常態下這個經濟發展的路徑和社會治理的轉型。
曾偉玉表示，首期研討會以「大數據與政府治理的創新」為主題，也是希望同專家學者一起探討大數據給政府治理帶來的機遇與挑戰，適應新的常態，發揮大數據的信息價值，提高政府治理的精細化和科學化水平，從而加快整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姚燕永指出，在人人都有麥克風的眾聲喧嘩時代，社會更加需要發出理性、建設性的聲音。當前，中國改革正進入攻堅期，廣州作為國家中心城市，也迎來了新一輪改革發展的機遇期和挑戰期，亟待學術理論界的多方參與，「我們期望，系列研討活動吸引更多的專家學者參與進來，充分發揮思想庫和智囊團的作用，圍繞改革發展、基層治理的難點、熱點、焦點建言獻策、出謀劃策，虛實結合、或贊或彈，進一步凝聚改革發展共識，促進政府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
姚燕永表示，作為主辦方之一，南方日報將充分發揮主流權威媒體的輿論引導作用，提煉、挖掘好與會專家學者的真知灼見，將充分發揮媒介融合發展的新優勢，打通南方日報、南方網及其他新媒體的傳播載體與傳播渠道，全力做好系列活動的線上線下傳播，引導社會各界關注參與其中。
大數據為國家治理打開了新思路
「政府的一元意志與社會各個階層之間的多元訴求是國家治理的重點。」在研討會上，復旦發展研究院傳播與國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良榮教授指出，必須有效全面了解動態中的民情民意，並與政府意志結合，才能形成社會的「最大公約數」，形成制定方針政策的基點。
過去，通過開座談會、做民情調查等方式獲取民意的方法，存在著覆蓋面小、時效性差、反饋渠道不暢通的問題，形成了「中梗阻」，且成本高。到了互聯網時代，大數據等為國家治理打開新思路。李良榮說，在全球范圍來看，電子商務、互聯網金融、科技創新等發展迅猛，但政府在大數據運用上才剛剛起步。
「我們希望通過對數據的深度挖掘，以較低成本了解民情的真實情況，從而將社會的多元訴求整合到政府的治理框架中，形成更有效的治理框架。」李良榮表示，運用互聯網這一新工具測量、搜集、轉換成數據，通過改進方法和演算法深度挖掘，這樣才能得出對於問題的結構與邏輯性的認識，多元框架與多問題就可以有效地結合起來，變成一個上層完整下層活躍的有機體。
而廣東社科院院長王珺教授則指出，當前社會治理出現了三個特徵。首先是利益主體多元化，傳統社會管理是管理與被管理者的二元結構，而現代社會治理，則是以多種利益主體為基礎的，如政府、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行業組織與社區組織等。其次是大數據技術廣泛應用。因此也就形成第三個特徵，社會治理變成了政府主導下的合作共治。
王珺表示，傳統社會管理已不適應新時期發展需要，而新管理模式尚未建立起來，為有組織、有秩序地平穩推進，需要在政府主導下，以人為本，多方參與，共同探索合作共治新模式。
來自南京大學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的副主任沈固朝教授，則以「以海疆維權為例」，發表了「大數據時代如何提高我國輿論的國際話語權」的報告。他建議，面對海量數據，我們必須學會運用技術，將數據轉化成中數據、小數據，應用到國際話語權提升的實踐中。
沈固朝表示，在海疆維權中建設證據鏈，目前國外已經有全信源情報的概念，其實就相當於「大數據」，將影像庫、文獻庫、法律庫、地圖庫、動態庫五庫關聯。因此，他建議，建設國際話語權，要從輿論、大數據、證據鏈三方面下手；將大數據變為用戶能處理的小數據，從小數據提取服務於決策的情報和知識。
借力大數據或可預防公共場合踩踏事件
作為企業界的代表，科大訊飛公司副總裁杜蘭表示，當前城市治理難度因城鎮化、老年化、互聯網崛起等不斷加大。不過，互聯網的出現也給政府治理帶來了新的可能和機遇，美國政府已經用大數據監測流感，這便是其中一例。而在我國安徽蕪湖也嘗試使用大數據進行政府「自我革命」。
據介紹，安徽蕪湖整合了77個政府部門10.8億數據，將100多項審批流程化，使之更加便民。辦事大廳的窗口由8—10個減少到2—3個，減少審批程序的時間，提高了辦事效率，減少了排隊等候的情況。同時結合人臉聲紋識別技術，民眾只需帶身份證就可以辦理業務。
而在社會管理信息化方面，大數據也有用武之地。杜蘭說，如今的移動電信等大數據分析可以進行人流監控，有利於公共區域管理，可以應用於在城市交通、停車場布局、廣場人流控制等方面。比如，近年來大型活動現場踩踏事故時有發生，暴露了公共管理的弱項。其實，如果能夠借力大數據，對公共場所人流量進行動態監控和分析，就能提前預知人流情況，並根據數據變化啟動相應管理預案，從而避免如外灘踩踏之類的事件發生。
在研討會上，凱迪網路副總經理張世良則以「信息海洋如何撈干貨」為題，對大數據時代的政府治理提出了建議。他表示，組織與個體在和信息互動關繫上有共通之處。組織需要全面、快速、及時佔有信息，過濾無效誤導信息，使用邏輯分析和數據分析方法進行，及時進行信息公開共享，對自己關注領域的典型案例進行深入剖析，形成案例庫指導日後工作。
在廣州「創文」過程中，張世良所在的凱迪網路就曾通過大數據搜集社交媒體的言論，分析網民心中對「文明廣州」的認識，從而給「創文」工作提供了決策參考依據。
來自《南風窗》雜志社的高級記者李少威，則帶來了其在新聞現場的思考。結合過往PX項目事件，李少威指出，在具有類似於環保領域「鄰避效應」的事件中，政府應當盡可能從選址上避開人群聚集區，讓項目建設盡量減少交易成本和社會阻力。
李少威表示，政府應當建立一種機制化的解釋、溝通、協商的通道，這種機制可以依託人大、政協來組織，立法和議事機構本身具有組織正當性，同時避免行政機構牽涉利益猜測，最終形成政民的良性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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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數據時代給政府治理帶來哪些挑戰和機遇
政府治理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受社會經濟、政治結構、技術變革、文化環境等多因素的綜合影響。技術變革是政府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推動力量，大數據作為一種新技術，推動全球進入一個將數據當作核心資產的新時代，推動社會朝著更加開放、權力更分散和網狀大社會方向發展。
數據時代是一個將數據當作核心資產的時代，數據呈現出戰略化、資產化和社會化等特徵。隨著數據作為國家戰略資產意識的增強，以及越來越多的國家將數據管理上升到戰略層面，大數據勢必會以更加積極的姿態進入到公共管理和政府治理范疇內。無論是把大數據單純作為一種技術，還是一種抽象理念，或者是一個時代背景，它都將對政府治理理念、治理範式、治理內容、治理手段等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政府治理理念的影響
⒈開放的意識
大數據時代最強音，開放，開放。無論是美國提出的「開放政府」戰略，還是規模不斷擴大的世界「開放聯盟」組織，世界各國政府的開放意識在強化。開放意識的缺失，將使一個國家或政府在大數據時代處於「被淘汰」的境地。
⒉包容的心態
大數據時代，國家間的包容性增強，歐盟科學數據的開放戰略志在打破體系內20多個國家的數據分界線，實現數據世界的一體化。美國We the People的上線，政府利用「社交」方式為公民提供了合法的傾訴平台，可以更近距離地聽到公眾的聲音，政府與公眾之間的包容度增強；
⒊科學的態度
大數據時代，數據的顆粒度在變小，政府所能獲得的和提供的數據更加原始與真實，政府決策過程在科學技術的支撐下變得高效與可考證化，決策結果中不確定因素所帶來的風險大大降低。科學思考成為一種習慣，經驗分析不再主導。
⒋關聯的思考
大數據時代，認識問題、分析問題、思考問題、解決問題，都需要進行「關聯」，人的關聯、物的關聯、人與物的關聯，歷史時間的關聯，地理位置空間的關聯，多維度的關聯
⒌深度的分析
大數據時代，分析是深度的、實時的、，大數據分析的是極端個人化的數據，這些個人信息以形態各異的形式，分散在不同的時間段、不同的地理位置、不同的網站平台，大數據要做的就是不停的分析，深入的挖掘這些看似不相關的數據，找出數據間可能存在的規律。
對政府治理範式的影響
隨著政府治理環境的改變，政府治理範式在不斷發展創新。大數據被認為是繼互聯網革命之後又一次技術革命。技術是政府治理的要素之一，技術變革是政府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推動力量。對於政府來說，技術變革既可以帶來治理手段的創新，也可能推動治理機制的創新，最終變革政府治理範式。
大數據時代要對數據進行治理，而非管理，避免出現數據的獨享、集中和單向性，充分體現社會開放性、權力多中心和雙向互動特性。一般認為新公共管理自20世紀90年代末已經進入了後新公共管理時期，興起了「治理」理論。在美國，對新公共管理進行批評並對它大有取代之勢的是新公共服務，代表性人物羅伯特﹒登哈特甚至認為新公共服務已經成為公共行政的一種模式。在英國，對新公共管理的批評發展起來的是整體性治理模式( holistic governance)，其代表人物是佩里﹒希克斯和帕卻克﹒登力維。
除了已經發展較為成熟和體系化的新公共服務和整體性治理兩大主流政府治理理論體系外，在信息化技術飛速發展的影響下相繼出現了數字化治理、網路化治理等提法。盡管各流派側重點各有不同，但也存在一定的共性，「治理」理論的核心觀點是主張通過合作、協商、夥伴關系，確定共同的目標等途徑，實現對公共事務的管理，涉及的核心問題就是權力多中心化以及由此引發主體多元化、結構網路化、過程互動化和方式協調化的訴求。對比大數據的社會屬性，發現其與「治理」理論在多中心、回應性、協同化等諸多方面不謀而合。因此，將大數據應用到政府治理中將加速政府治理的創新，可以產生「倍增」效應。內容根據國家信息中心整理
5. 如何實現大數據時代的政府治理創新
1、在政府系統進一步確立大數據的理念，研究制定大數據施政發展規劃
2、夯實大數據產業基礎，提供大數據施政平台技術支撐。
3、打通各部門各層級之間信息孤島，實現大數據信息資源互聯共享。
4、發揮第三方力量的作用，政府積極購買大數據相關技術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