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時代人民法官

㈠ 周永坤：數學對中國法律問題有何影響

您好，
周永坤:
我們對許許多多的世事常常是「熟視無睹」，數學與法律的關系就是其中之一。[2]多年前與柏生君共赴一會，在乘車外出時比鄰而座，問起他在研究些什麼，他即娓娓道來。原來他正在研究數學與法律的關系，當時頓覺耳目一新，事後也便漸漸淡忘，誰知今天竟獲贈厚厚一書——《法律文化的數學解釋》。[3]
細想想，數學與法律的關系隨處可見，甚至可以說，法律天天在與數學打交道。刑法中的定罪量刑,民法中的財產權及其交換、結婚年齡、財產繼承、損害賠償,經濟法中的稅收計算、利息計算，訴訟法中的證據、合議庭的組成與投票等等，這些都離不開數字。就現代憲政制度而言，可以說她就是建立在「計數」上面的，比如選舉制度。選舉制度從選區的劃分到候選人的產生，到最終的投票、計票，無一不在「數人頭」。有的時候，幾票之差，就決定了誰上誰下。
美國總統選舉實行「選舉人」制度。州不論大小，每州有兩個選舉人名額，除此以外，再按人口比例在各州間分配選舉人名額，大體上每50萬人一席。因此，人口大州的每個選舉人所代表的選民數要多於人口小州。加上美國總統大選採取「贏家通吃」原則，即一個總統候選人只要贏得了某州一半以上的選票，則該州所有選舉人票都歸他。因此有時就會出現這樣的情形：如果一個候選人贏得了很多人口大州的選舉人票，而對手則主要贏得了人口小州的選舉人票，那麼，後者很可能因所得的選舉人票多於前者而當選，盡管他獲得的總的選民票可能少於前者。
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布希和戈爾幾乎打了個平手，共和、民主兩黨為「計票」，打了36天的「世紀司法大戰」。11月7日計票開始，大約到了美國東部時間半夜兩點，CNN根據預測，宣稱小布希以271張選舉人票險勝戈爾，此後戈爾按慣例打電話給小布希，祝賀對手當選，隨即驅車前往田納西州州議會大廈准備公開承認失敗。但是就在戈爾的車隊快要到達目的地的時候，發生了戲劇性的一幕：負責佛羅里達選舉事務的州檢察長電告戈爾，且慢認輸，因為戈爾與布希在佛州所得選票的差距不到0.5%，根據佛羅里達的選舉法，這種情況需要重新計票，如果計票的結果翻盤，佛羅里達州的25張選舉人票歸了戈爾，則戈爾獲勝。
11月8日下午，佛羅里達總算完成了67個縣的計票工作：在大約6百萬張選民票中，布希贏得2,909,135張，戈爾贏得2,907,351張，其他候選人共得139,616張，布希僅比戈爾多得1,784張選民票（相當於佛羅里達選票總數的0.0299%）！於是在是否重新手式計票問題上引發十幾樁法律訴訟案，戈爾主張繼續重新計票，布希擔心出現逆轉，反對重新計票，官司從佛羅里達的地方法院兩次打到聯邦最高法院。
12月9日上午，就在佛羅里達各縣剛剛開始人工統計漏選票兩小時，最高法院突然發出了緊急命令，要求佛羅里達立即停止人工計票，宣布12月11日再次舉行法庭辯論，並將此案正式定名為布希訴戈爾案（Bush v. Gore）。12月12日晚，在萬眾矚目中，聯邦最高法院以5票對4票做出裁定，「推翻 佛州最高法院命令繼續人工計票的決定」。最高法院一錘定音,此前的計票有效，這意味著布希當選，戈爾隨之承認敗選。2001年1月6日，美國第107屆國會開幕，戈爾以參議院議長的身份宣讀他內心並不認同的大選結果：布希贏得選民票50,456,141張（占總票數的47.87%），戈爾共得選民票50,996,039張（占總票數的48.38%）。但是在538張選舉人票中，布希贏得271張，戈爾贏得266張。盡管布希比戈爾少了近54萬張選民票，但他以5張選舉人票的優勢贏得總統大選，成為美國第42位總統。可見這整個過程就是數字游戲。
雖然事實上數學與法律須臾不可分，但是真正研究數學與法律間關系的著作卻少之又少，筆者搜索的結果僅見兩部中文作品，一部譯作。[4]期刊上涉及這一領域的論文也才17篇。[5]《數學解釋》一書是大陸上僅有的兩部研究法律與數學關系的專著，思人之未思，覺人之未覺，值得贊賞。這是一本從數學角度研究法律文化的法哲學著作，建樹頗多。作者在系統梳理社會科學的數學化進程及數學影響西方法律文化的三個時期以後，對於數學對西方法律文化的影響進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作者先用兩章（第四、第五章）論述了數學理性與西方法律的關系及理性的數學化與法律的理性化的進程，而後用三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論述了西方法律形式化中的數學因素、作為數學方法的「公理法」對於西方法律理論與法律的影響、法律價值的數量化等數學與西方法律文化關系的重要理論問題，提出了不少有新意的觀點。
在作者的啟發下，我們發現數學對法律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第一，數是表達法律的工具，沒有數，許多法律便無法表達，法律就不能形成有意義的知識體系。例如，《漢謨拉比法典》規定：「任何一個去偷牛、綿羊、豬、山羊的人，如果它屬於神或者屬於皇宮，這個扒手將為此付賠上三十倍的代價;如果他們屬於國王的自由民，他只需付十倍的代價……」這是用數表達處罰的輕重。《十二銅表法》規定：「對於自己承認或經判決的債務，有三十日的法定寬限期。」這是用數表達法律中常見的法律行為的期限。我國唐律中的「出入人罪」制度則不僅規定了相應的笞、杖、徒、流各種刑罰種類的量，而且規定了笞、杖、徒、流之間復雜的換算標准與換算方法。當現代法律發達起來的時候，數學更滲透到法律的各個部門與領域，現代法律中的種種「標准」無不是數量化的，或者是藉助數量才得以表達的。
第二，數學是法學研究的工具，這方面在現代表現得尤為突出。三十多年前的蘇聯法學家就說過，對於法學而言，「定量的研究方法對於法律科學從來都不是陌生的。例如, 司法統計就是根據違法行為的次數和實施違法行為的人數等數據算出指數,並提供分析這些數據的方法。然而，司法統計所依靠的主要是描述法和統計手段(分數平均值百分比)數學的現狀, 控制論和計算技術以及分類法的成果促進數學在法學中的應用發展到一個新階段。」[6]如果我們將眼界放得更寬一些，就會發現法學現代化是知識現代化的一部分，而知識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便是知識的數量化，知識數量化的歷史潮流無疑對法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科學知識的數學化與這三個偉人的名字不可分離：伽利略（1564年—1642年）、笛卡爾（1596年-1650年）、牛頓（1643年-1727年）。據說笛卡爾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夢中他被命運之神附了體，被一束強光照得睜不開眼，這似乎暗示他會找到一直困擾著他的問題的答案。此後，他又做了三個夢，他看到奇異的水果，室內忽然電閃雷鳴，然後一切歸於寂靜。寂靜中他發現自己手中拿著一本詩，與一個男子討論每首詩結尾由他寫的一句話：「我在生活中應該走哪條路？」夢中的他覺得這是見了鬼，於是立刻向聖母瑪利亞祈禱，並立誓要步行去朝聖。笛卡爾對夢中的問題是這樣回答的：用幾何學的精確推理方法把所有的知識統一起來，把世界數學化。[7]「伽利略（1564年—1642年）改變了一切，使定量分析方法取代定性分析方法，成為研究科學的基本方法。」[8]1687年牛頓（1643年-1727年）出版了《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這部很可能是物理科學中有史以來最重要的著作，將自然科學真正的數學化了。在自然科學的帶動下，知識的數學化也進入了社會科學領域，數學統計、博弈等數學方法成為推進法律進步的重要工具，數學向包括法學在內的社會科學貢獻了「概念、規律、原理、理論、標准和價值」。[9]
第三，數學對法觀念上的影響。只要有規則——那怕是最原始的規則，就離不開數與量的觀念。作為法律基本規則的等價交換，就隱含著「等價」的預設。復仇則是傷害者與被害人之間的「等價交換」。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等價交換」是普適性的基本法律原則，而這本身就是一個計算的過程。它需要將人和行為進行「同質化」的數學處理，需要對人際關系的「數量化」處理。如果進一步，將同質化的人作等量處理，就離民主社會不遠了。城邦政治家、畢達哥拉斯學派的成員阿爾基塔說，「一旦發現了正確的計數標准, 就能控制公民的沖突並促進協調。因為如果那裡達到這一點, 就不會有過分的權益, 平等就占居統治地位。正是這個（正確的計數標准) 給我們帶來了契約, 窮人從有財產的人那裡得到東西, 富人給貧民東西, 彼此公平對待, 相互信任。作為一種標准和對作壞事的人的威懾, 它制止住那些在做壞事一切能計算結果的人, 使他們相信當他們企圖反抗它時就不免敗露; 而當他們不能(計算這種結果) 時, 也可以向他們表明他們是因此而做錯了, 從而防止他們犯罪。」[10]可見，作為古希臘民主制度觀念基礎的契約觀念、平等觀念都與發達的數學息息相關。
第四，數學對法律實踐產生了巨大影響。進入大數據時代以來，種種計算工具直接應用到司法與執法過程中去。大約在1990年代開始，發達國家的法院工作開始數字化：陪審團由計算機抽簽產生，簡單的裁判（例如海關裁決）可以由「法律專家系統」作出，裁判文書可以在網上直接查到。即使是在這方面後起的中國，現在法院工作也離不開數學工具了。
第五，促進了法律的形式主義。這無疑是數學對法律的最大貢獻，也正是《數學解釋》重點著墨之處。《數學解釋》對數學於法律形式主義的作用主要是通過對韋伯思想的解析來證成的。誠如書中序言所說，《數學解釋》一書的作者充分論述了韋伯關於合理性以及形式主義理性法律問題的理論分析，並且循著韋伯的思想理路，突出體現了形式合理性要求的西方形式理性法律的獨特性與唯一性，同時還注意到韋伯對經濟行為理性化與經濟行為的可計算和可預測性之間的關聯的深刻揭示，這確乎把握了韋伯思想的要義，不僅如此，《數學解釋》一書作者試圖在韋伯論述的基礎上更加鮮明地強調數學因素在西方形式主義理性法律形成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認為在西方文明系統中，合理性與理性都與計算有關，而計算與數學有關，數學是理性、合理性的根源，離開了數學，理性就會缺乏，合理性就無從談起。[11]這些論述無疑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法律形式主義的成因是多元的，並不全在數學一端。誠如《數學解釋》的作者所言，西方的宗教、羅馬法的形式化、經濟理性化、職業法學家的技術訓練等等都對西方法律形式化有貢獻。[12]確實，西方法律的形式主義除了有知識學——發達的數學——上的原因以外，還有政治上的原因——民主，如果沒有民主這個制度條件，知識分子的數學觀念就不可能成為社會實踐，甚至專制制度可能會壓抑、摧毀數學科學本身。這一觀點可以從龐德的法律發展階段理論中得到支持。龐德認為，形式具有兩大優點：一是「形式可以避免爭議」，二是形式乃是一種防止司法執政官「專斷行動的保障措施」，龐德除了將嚴格法——形式主義法 產生的原因歸之於傳統外，還訴諸於羅馬人「對專斷運用國家救助這種現象所產生的擔憂。」 [13]這些論斷清楚地告訴我們，對權力濫用的擔憂是西方法律中的形式主義產生的重要原因，而這一社會心理上的需求是通過民主制度轉化為制度理性的。
接著作者的思路，讓我們對數學與法律關系這一主題的中國問題作進一些探討。
第一，「西方法律是形式主義的，中國法律是實質主義的」這個判斷是否能成立？
不少學者在比較中西法律的時候，都這樣理解韋伯。仔細琢磨，此論斷未必允當。韋伯的形式主義與實質主義的分類只是概念意義上的，用韋伯的話來說就是「理想類型」，它並不與具體的法律空間相對應。發達的形式、對形式的尊重、特別是古代在訴訟中甚至將形式強調到不近情理的地步，這無疑是西方法律異於、也是優於東方法律（不僅僅是中國法律）的重要特徵。但是「中國法律是實質主義的」這一判斷卻未必能成立。
從經驗的視角來觀察，在立法上，起碼自秦以降，中國的法律就是高度形式化的，至於《唐律》，恐怕其形式化的程度在同時代的世界法律中是獨占鰲頭的，唐律開創的這一傳統，則一直沿續到清末。司法形式主義，也早在秦代已見端倪。相信讀過《睡虎地秦墓竹簡》的朋友可以發現，起碼在法條上，秦代的司法是高度形式化的。司法形式主義作為司法哲學，也早在晉代就已經成型。晉代的劉頌在給皇帝的奏書中系統論述了司法當依照法律（形式）裁決、司法是「小技」（追求法律上的正義）、反對司法追求至善（超越法律之善）的司法形式主義見解，明確提出「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 ，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當奉用律令」的司法形式主義主張。
但是，中國的司法實踐的確具有「實質主義」的特徵，它追求的是「實質公正」，而非「形式公正」，中國的司法缺少對形式的尊重，上述形式主義的司法觀對司法實踐的影響力實在有限。這樣講並不是說中國的司法普遍不尊重形式，而是說，當法律遇到干預司法的權力的時候，當法律遇到以儒家權威出現的種種政策的時候，法律就為之讓路，代之以政治的、道德的、功利主義的政策考量。這一點包公戲中有充分的體現。你看，包公為了追求實質公正，可以來一個完全不顧審判程序的「陰審」。[14]
那麼，中國法律中的「實質主義優勢」產生原因在哪裡？相對落後的數學及其數字觀當然是原因之一，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於帝王專制制度。帝王專制固然需要形式化的法律支撐，因為沒有法律就沒有秩序，也就沒有專制，因為專制也是一種制度，盡管在自由平等的觀念下它並不可欲。但是另一方面，專制制度與法律的形式主義適用之間存在內在的張力。因為專制的法律最終目的是維護專制統治，而這與法律形式主義的主要原則相沖突，比如，同案同判、法律的明確性、法律的可預測性。當然，最重要的是，形式主義的司法意味著個人自由，而這是專制者最不願意看到的。誠如耶林所指出的，「形式乃是反復無常之行為的不共戴天之敵——亦即自由的孿生姐妹。……確定的形式乃是有關紀律和秩序基礎，據此也是自由本身的基礎。它們是抵禦外部進攻的堡壘，因為它們只會斷裂，而不會彎曲；而且在一個民族真正理解自由的作用的情況下，他們也將從本能上發現形式的價值並且從直覺上認識到，就其形式而言，他們所擁有的和所堅持的並不是某種純粹外部性的東西，而是其自由的保障。」[15]
除了專制制度這一重要原因外，中國法律的實質主義還有兩個文化原因。一是中國理性的實質主義傾向。韋伯明智地指出清教與儒教秉持兩種不同的理性：「儒教的理性主義旨在理性地適應世界；而清教的理性主義旨在理性地支配這個世界。」[16]這其實就是許多學者所指出的中國文化的特質——順生文化。在這一文化下面，司法官僚的最高追求不是「同案同判」這樣的司法基本善，而是一己之政績，司法之善常常讓位於「統治之善」——王權的穩固。文化上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邏輯的欠發達。中國人缺乏logos觀念，卻通行所謂「辯證思維」。前者是人必須遵守的客觀性的存在，具有規范性，它與規則的權威共存，是司法形式主義的根本觀念工具；而後者則往往成為超越規則的托辭，被用於證成超越法條的實質主義司法。在西方，基本邏輯規則同時是法律規則，遵守邏輯是法官的基本義務；在中國則正相反，恪守邏輯者往往被視為「迂腐」，甚至被斥為「酷吏」。
第二，數學對中國法律問題有何影響呢？
《數學解釋》在一些地方談到了中國法律問題，例如，在論證西方自然法對法的形式合理性的貢獻後提到中國古代自然法，[17]在「神秘數字的法文化蘊含」中提到神秘數字對中國法律文化的影響。[18]但總有言猶未盡之感。其實，法文化有個性，也有共性。既然同西方一樣，中國的數學與法律也是存在於同一時空中，中國的法律與數學也就必然存在密切關系。事實上，數學在中國的地位也是很高的。宋徽宗的時候初置算學（數學），討論誰是數學的老祖宗，有人推孔子，濟州金鄉知縣徐處仁卻說：「仲尼之道無所不備，非專門比。黃帝迎曰推策，數之始也，祖黃帝為宜。」[19]在一個認黃帝為初祖的國家，將數學的初祖定為黃帝，這表明數的地位是很高的。在數字中，中國人特別崇拜「一」，認為它是萬物之始，在此同時將法律與數字「一」相勾連。《鄧析子》言，「是以規矩一而不易，不為秦楚緩節，不為胡越改容。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為為之也。」[20]
但是總的來說，中國的數學對法律的影響力遠不如西方是不爭的事實。其原因誠如《數學解釋》的作者所指出的，西方數學的發達，特別是抽象化程度高。除此以外一個重要原因可能是數的觀念不同，西方數的觀念是「科學」的，中國數的觀念是迷信的。「同中國古代對數的迷信有很大區別。中國古代理智思維的自覺水平只是感性的質, 數在那裡完全是按感性的質的東西來理解的, 絲毫沒有意識到二者的概念差異, 比如周易把數的奇偶性直接歸結為感性的質的陰陽性。這恰恰是東西方數觀念的重大差異。」「這種差異的一個重大後果就是希臘自畢達哥拉斯起有了純數學, 中國古代卻沒有也不可能有, 因為純數學是合乎概念地看待數的必然產物, 其內容不過是數、量的概念的規定性的具體展示。」[21]也就是說，西方的「科學數學」發展出嚴格的概念，形成嚴格的概念邏輯，而中國的迷信數學卻沒有能抽象出精確的概念來，無法形成概念邏輯，這就從根本上削弱了中國數學的影響力。
我們已經步入了所謂大數據的時代，以數學為基礎的互聯網正在改變這個世界，改變人際關系，從而也正在改變法律，數學與法律的關系正在變得越來越密切。可以想見，數學與法律間關系的研究，也有其光輝的前景。

㈡ 如何發揮大數據對政府決策的應有作用

大數據時代的到來為政府治理理念的轉型帶來了新機遇。對於政府而言，要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必須要在其中融入新的思維和新的文化，在這一方面，大數據中的數據思維與文化模式可以為政府治理工作的轉型提供思路，如果將大數據充分地利用起來，政府治理工作便可以實現多層次、多元化、多角度發展，最終實現政府管理工作以公共服務為主、協同共治為輔的目的。如今，政府開展治理工作時，不能僅僅依靠傳統的經驗了，任何工作都必須要基於數據的基礎上開展，這就要求政府工作人員深入到群眾之中，採集客觀資料，並進行科學的實證分析，以此作為開展工作的基礎。也就是說，任何一項工作的開展都必須要用數據來說話，這對於促進政府工作的轉型有著非常積極的效果。
大數據為政府治理模式的創新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大數據是對海量數據的科學運算，人們可以找尋到不同數據之間的密切聯系，這也是大數據方法論的思想。此外，在大數據技術平台的支持下，人們可以採用眾包、外包等一系列的組織模式來革新政府治理的組織架構，將傳統的組織架構向合作、協同方面進行轉型，從這一層面而言，將大數據理論引入到政府治理工作中，可以為政府治理模式的開展提供創新的模式。種種實踐證實，大數據給政府治理模式的創新主要帶來了幾個方面的發展機遇：一是促進了政府治理模式從粗放式到精細化的轉型；二是促進了政府治理模式從單一性到協同共享性的轉型；三是促進了政府治理模式從被動性到主動性的轉型。
大數據時代的到來提升了政府決策工作的科學性。近年來，政府各項公共事務變得越來越復雜，僅僅依靠工作人員的個人感知是無法對所有事務做出科學、准確的判斷的，要想從根本上提升政府決策工作的科學性，就需要合理應用大數據思維模式，收集數據，分析現階段經濟社會運行過程中的規律，採取合理的數據挖掘來開展決策工作。從本質上而言，大數據給政府決策部門帶來了如下的改變：首先，在制定決策時，政府的決定已經不是個別領導的決策，而是必須要使用數據說話，根據數據來制定出決策，與傳統的決策模式相比，該種決策模式更加的科學、精準；其次，在決策實施跟蹤階段，政府可以充分利用社交網路與物聯網來分析決策的實施情況，利用數據對實施成果進行監控，這可以幫助政府及時地調整決策方向和決策模式。
大數據為政府服務效能的提升帶來新的機遇。要提升政府的綜合治理能力，必須採取科學有效的措施提升政府的服務效能，這也是大數據背景下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關鍵性因素。在政府治理的背景下，要提升政府的服務效能，不僅需要提升政府行政部門的審批效率，還要採取相應的措施提升政府公共服務產品的質量。一是在提升行政審批效率方面，憑借大數據能夠幫助政府打破不同部門之間的信息孤島，構建出完善的行政審批服務雲平台，利用大數據能真正的為老百姓辦實事，為老百姓節約時間，這既有效提升了政府開展行政工作的效率，還可以大范圍的節約政府開支。二是在提升公共產品的服務質量方面，政府工作人員可以利用大數據對公共服務產品的數據進行深入的分析與挖掘，讓公共服務產品供給走向個性化、分層化以及精準化發展道路。還可以利用大數據的兼容性和開放性，鼓勵越來越多的社會大眾參與到政府決策活動中，讓他們對政府決策工作進行科學的監督，不斷提升公共服務產品的綜合質量。

㈢ 收集十大最值得關注的法律類微信公眾號

我在另外一個回答里寫過類似的，再貼出來分享一下。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公司性質公眾號：

法影斑斕（賬號：funnylaw1978）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何藩主持。新知識共識的推廣，分享書籍影訊，桃花源是法律文化。雖然從最初的每日更新到現在的「越岳」，它仍然可以被稱為最具吸引力的法定名稱。

數說司法（賬號：justice_data）國外主題數字司法解釋。大數據時代的決策更依賴於數據和分析，而不是經驗和直覺。這個微信公眾賬號，旨在建立中國和外國的司法數據平台，集成了大量的資料和數據，使我們可以觀察司法問題更深刻，值得推薦。

法律圖書館（賬號：lawreaders）通過常識和啟蒙法治。最高人民檢察院技術信息中心趙志剛維護，法律日報廣播閱讀選文，目前用戶已超過12萬人。

希望幫到大家。

㈣ 大數據技術的出現對傳統決策邏輯與決策文化帶來了哪些挑戰

第一，進入大數據時代以來，企業決策不再一味依賴企業中的少數人，要求企業全體人員都需參與企業決策。所以企業必須及時更新決策組織與企業決策文化，一般情況下，企業內部決策組織包括集中與分散二種。集中則強調擁有穩定的環境，分散則可以應用於不穩定的環境中，其本身可以適應各種環境，在引入大數據技術以後，分散式決策組織有著更強的信息處理與加工能力，其有效影響著正確決策的制訂。再有，基於大數據技術的決策環境也處於不斷發展變化當中，表現為明顯的分散性，所以高層領導與此相對應也不會集中，由此分散式決策結構得以普遍應用。第二，企業決策權受企業決策文化的影響。進入大數據時代以來，企業當中已經逐步形成了新型文化觀點，企業決策文化得以不斷豐富與發展。（1）企業決策邏輯發生了改變，收集信息與應用信息在決策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企業逐步認識到全體員工決策的重要性，高度重視廣大員工提出的意見；（2）企業將培養數據分析專業人才放在重要地位，利用各種優惠措施支持企業內部員工提高自己的數據應用能力，由此推動了企業決策文化的順利發展。

㈤ 第五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召開，以大數據賦能新時代如何做好法律監督

大數據賦能新時代已經非常流行，而且對於大數據的運用是趨勢所在，越用越早，卻越能把握主動權。而且要切實掌握大數據的應用，就能。掌握歷史責任感以及時代緊迫感，並且能夠樹牢大數據的思維，是讓我們的經濟社會能夠形成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並且隨著互聯網對生活的逐漸滲透，有些不法分子也滲入了大數據時代，所以還是要推進法治體系建設，做好法律監督。

3.法律監督部門應該下決心攻克大數據難題，打破大數據壁壘

不要再把大數據當做一座大山，大數據上辦案跟線下辦案其實是差不多的，就要讓法律監督人員多一些責任心，善於發現網路上的線索，善於利用網路追蹤等手段，不要給法外分子有一絲一毫的機會。

㈥ 大數據時代的審判:法官還是計算機

大數據時代的審判:法官還是計算機?
隨著社交網路、電子商務和「雲計算」的快速發展,人類進入了一個大規模生產、分享和應用數據的時代——大數據時代。2012年3月，美國政府投資2億美元啟動「大數據研究和發展計劃」，將大數據研發提升至國家戰略層面，視數據為「未來的新石油」。大數據之父維克托預言：「在不久的將來，世界許多現在單純依靠人類判斷力的領域都會被計算機系統所改變甚至取代。」司法審判是一個「單純依靠人類判斷力的領域」，那麼在大數據時代，計算機是否會取代法官呢？
一、什麼是大數據？
什麼是大數據？之前，人們無法處理大量數據，只能從其中隨機抽取具有代表性的樣本進行分析來推測數據總體的特點。這就是統計學中的隨機抽樣分析，它走了一條捷徑，用「樣本」分析代替「總體」分析。不依賴於抽樣而直接處理數據全集，是「大數據」的由來及其第一個特點。雖然不加篩選地接受數據全集必然夾雜錯誤，但海量數據在合成過程中會部分抵消錯誤數據造成的影響。
大數據的第二個特點是善於開發數據的潛在用途。隨機抽樣統計分析只能得到預設問題的答案。比如，一項關於「性別」與「吸煙率」的統計調查，所搜集的數據只能用於分析「性別」與「吸煙率」的關系，除此之外別無他用。大數據分析沒有預設問題，一端輸入數據，另一端會輸出若幹事件之間的相關程度，這個過程可多次進行、循環開發數據的潛在用途。比如，購物清單的基本用途是統計銷售情況等，通過二次開發發現，購買啤酒的消費者通常會購買尿不濕，所以將啤酒和尿不濕就近擺放會顯著提高超市銷量。
大數據的第三個特點是重相關，輕因果。大數據處理結果只能回答A與B的相關程度，至於A與B是否存在因果關系則如同暗箱一般無從考察，因為沒有人能夠從繁雜的參數擬合值裡面讀出因果關系。即，大數據只能揭示外在關聯現象——甚至有時，這種現象只是出於偶然——而不能揭示內在運作機制。
二、審判的變與不變之惑
一方面，審判應當變——因為大數據可使審判中的事實認定更加准確和高效，而准確和高效是保障司法正義的重要條件。大數據對人類行為的預測——無論准確性還是效率——都可能超越人類。比如，亞馬遜最初組建了一個書評組，他們寫書評、推薦新書，這使得公司書籍銷量猛增。當時，這個團隊是亞馬遜競爭力的重要來源，《華爾街日報》將其稱為「全美最有影響力的書評家」。後來，亞馬遜公司開發出了計算機推薦系統，通過對比測試發現，通過數據推薦產品產生的銷量遠遠超過書評組，由此這個曾經風光一時的書評組被解散。
另一方面，審判應當不變——如果由計算機徹底替代法官，那麼歷史上那些從審判中衍生出的文明都將岌岌可危。哈佛大學法學教授卻伯（Tribe）對數字審判批評道：「關於有罪無罪問題，對特定事件進行量化，不具有政治正當性。」即，審判是一種微妙復雜而神聖庄嚴的儀式。阿諾德（Arnold）如此刻畫審判儀式：「審判如同古代的神跡或寓言劇，他們能劇場化地表達一個社會中不同價值的沖突，這是形式邏輯無法做到的。無論民事審判還是刑事審判都有這一功能，尤其刑事審判，它將給一個社會帶來更為重要的感性影響。」所以，審判設置各種程序，不單單是為了一個准確裁判，更是為了體現對「人之為人」的尊重，為了宣示我們這個世界有著怎樣的當下以及追求著怎樣的未來。雖然由計算機徹底替代法官，審判將可能更快捷、更准確，但在那時，所謂審判只不過是在等待計算機的一個輸出而已，人們對審判的參與感和敬畏感將盪然無存，人們也因無法參與對抗、無法理解裁判而倍感痛苦和壓抑。
三、審判的變與不變之分
大數據時代，審判變還是不變令人困惑，變與不變都有其理論基礎和現實需求，既然一概而論會導致對立僵持，不如分情況討論。
一方面，在審判過程中，法庭辯論和裁判文書說理必須基於因果關系推論。這樣，普通人才能憑借其經驗與常識參與審判、理解裁判，不論原被告雙方是握手言和「案結事了」還是面紅耳赤「對簿公堂」，審判都給予了雙方參與審判過程、影響裁判結果的權利。這既能體現審判對「人之為人」的尊重，也能發揮審判對原被告乃至社會公眾的教育引導作用。正如伯爾曼（Boehlmann）所言：「法院的審判應當幫助人精神凈化，……法律不應只圖方便；它應當致力於培養所有有關人員——當事人、旁觀者和公眾——的法律情感。」因果關系並非大數據所能，所以法官不可能被計算機取代。
另一方面，大數據必將推進司法鑒定領域同一認定技術的發展。什麼是同一定認定？比如，一個是犯罪現場血跡，另一個是從犯罪嫌疑人身上提取的血樣，如果通過檢驗發現它們來源於同一客體，則證明現場血跡來源於犯罪嫌疑人。同一認定是審判中事實認定的一部分。最初，同一認定單純憑借於定性判斷（比如筆跡鑒定）。後來，DNA檢驗建立起資料庫，實現了同一認定的定量判斷，這給DNA證據帶來了「證據之王」的美譽，而其他同一認定技術卻因此受到冷落。所以，將同一認定結論進行量化表達已成為同一認定領域的迫切需求和深刻共識，而達成這一願望的契機就在大數據。大數據時代，若將特定用戶的行為、數據、特徵進行有效篩選並加以標記和量化，這必將成為同一認定的有力證據。
既然同一認定是事實認定的一部分，為什麼不同於事實認定的其他部分，在大數據時代它要積極「應變」呢？凡事皆有例外，同一認定之特殊性使其成為事實認定的唯一例外。大數據只能回答「是什麼」而非「為什麼」，恰恰，同一認定只關注「外在關聯現象」不在乎「內在運行機制」，因為對同一認定而言，「是什麼」等同於「為什麼」。但除了同一認定，其他事實認定是絕對不能接受「重相關，輕因果」的處理方式的。數據獨裁式的暗箱操縱模式不能為人類文明所接受，恰恰很好地詮釋了「正義不僅要實現，而且應當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加以實現」這一古老諺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