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啟娜大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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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政府大數據治國時代的來臨》（徐繼華馮啟娜陳貞汝）電子書網盤下載免費在線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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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智慧政府大數據治國時代的來臨

豆瓣評分：7.0

作者:徐繼華/馮啟娜/陳貞汝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副標題:大數據治國時代的來臨
出版年:2014-1
頁數:296

內容簡介：

現在，人類社會已經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大數據時代。人成為一切數據足跡的總和，人們的一切行為都以數據的形式被記錄、被儲存、被處理。

作為最大的數據佔有者，政府掌握著社會方方面面的數據，但各部門間的數據沒有進行高效整合，給政府管理和民眾生活帶來了極大不便。

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推薦國家治理的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列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而如何達成目標，本書給出了符合時代發展的答案。本書首次將大數據與國家治理緊密結合，主張政府管理者應該具備大數據思維。通過對數據的整理與分析，政府管理者可預測民眾的下一步公共服務需求，進而提供更加智能與高效率的管理和服務，促進國家和社會發展。

本書認為，大數據不僅是一種海量的數據狀態及其相應的數據處理技術，更是一種思維方式、一項重要的基礎設施、一個影響整個國家和社會運行的基礎性社會制度。它是治理交通擁堵、霧霾、看病難...

作者簡介：

徐繼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現在某黨政機關就職。有新聞、法律、經濟等多學科背景，曾參著《網路時代的中國文化精神》、《傳媒經濟學》等暢銷書籍，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科技日報》、《宏觀經濟管理》等國家級核心刊物發表文章十餘篇，累計出版各類作品20多萬字。聯系郵箱：[email protected]

馮啟娜：社會學研究者，任職於中國人民大學。研究旨趣為後工業社會的社會學、公共管理學前沿議題，關注現代科技對人類社會結構、生活形態及組織運行的影響。目前，為中國人民大學全國幹部教育培訓基地辦公室成員，參與中央和國家機關司局級幹部自主選學的課程開發和項目管理工作。聯系郵箱：[email protected]

陳貞汝：中國人民大學管理學碩士，任職於中國某運營商。關注移動互聯網、電子商務、用戶開放式創新等社會前沿領域。有統計...

⑵ 解讀《社會與經濟》----得到馮啟娜

《社會與經濟》，一本晦澀難懂的社會學著作，一位朋友推薦給我讀，但實在讀的困難，好在在得到上，看到馮老師的解讀，分享出來。

該書作者是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馬克·格蘭諾維特。格蘭諾維特是一位社會學家，但是，每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評選，格蘭諾維特都是呼聲很高的人選。而且，經濟學家寫論文還特別愛引用他，所以他還得過經濟學的「引文桂冠獎」。

一位社會學家，為什麼這么受經濟學家們的重視呢？

這是因為格蘭諾維特一輩子就在干一件事，就是跟經濟學抬杠。而且是跑到經濟學的地盤上，在生產、分配和消費領域，跟經濟學正面開杠。因為杠得有姿勢、有水平，所以，格蘭諾維特不僅在社會學學科具有很高的威望，一些經濟學家也被他給帶跑了，開始按照他的方法開展經濟學研究。

那麼，格蘭諾維特究竟說了什麼，以至於在兩個學科都掀起了軒然大波呢？答案就在他的這本新書《社會與經濟》里。

我們都知道，社會學理論大家韋伯和帕森斯，都出版過一部巨著，叫作《經濟與社會》，講的是經濟活動對社會的影響。格蘭諾維特的這本書倒了個個兒，把「社會」放到了「經濟」的前面，叫作《社會與經濟》，強調社會因素對經濟的影響，並且從微觀，到中觀，再到宏觀，提出了一整套的研究方法和理論主張。你如果想了解這個話題，這本書是最系統也是最權威的一個入口。

這本書的筆法，不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洋洋灑灑，而是另外四個字：艱苦卓絕。格蘭諾維特在23年前，就已經寫好了第一稿。然後，23年間，一遍遍地修改。可以說是，每句話都有出處，無一處無來歷。

資深媒體人段永朝老師打了比方，非常地形象。他說，格蘭諾維特就像地質學家一樣，用探鏟、用手鎬、用毛刷，在岩石斷層中，仔細辨認著過往理論的主幹和枝枝蔓蔓。目的就是為了讓自己的理論創見，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之上。

介紹完這本書的創作背景，我們進入到這本書的內容。格蘭諾維特筆下的三次交鋒。

第一部分

在書里，格蘭諾維特首先立了個靶子，就是經濟學帝國主義。

所謂「經濟學帝國主義」，就是認為一切現象都可以用經濟學來解釋。比如，現代人為什麼不願意生孩子？因為在農業社會，孩子是投資品，多一個孩子就多一個勞動力，所以，人們願意生；而現在，孩子是消費品，養孩子不劃算，所以生育率就降低了。

再比如，為什麼大家都愛聽流行樂，不聽古典音樂了呢？經濟學家解釋說，是因為時間成本不一樣。流行樂短平快，馬上就可以得到快感；而古典音樂，你得花時間去學習、去分辨。所以，在今天這樣一個快節奏的時代，古典音樂就沒那麼受歡迎了。

你看，傳統的經濟學有一個什麼特點？就是假設所有人都是理性人，他們做任何事情都是為了追求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這本來是經濟學最基本的主張。但是，最近幾十年，經濟學家們發現，理性人的假設出了大問題，於是開始往上面打各種各樣的補丁。

其中，最著名的一派叫作「行為經濟學」，專門研究人理性的漏洞，也就是不符合收益最大化的非理性行為。比如說，稟賦效應。你口袋裡的100塊錢如果丟了，你會很心疼；就算你再撿到100塊錢，也彌補不了這份心疼。還有心理賬戶效應，你買一件衣服，會為10塊錢討價還價；你如果買一輛車，可能再多跟銷售聊兩句，就能便宜1000塊錢，但是你卻覺得，不便宜也無所謂。同樣都是錢，你看待它們的方式卻很不一樣。這就是心理賬戶效應。買衣服的錢和買車的錢，是存在不同的心理賬戶中的。行為經濟學是今天的顯學，你如果關注近些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會發現很多獎項都頒給了行為經濟學家。

但是，在格蘭諾維特看來，行為經濟學乾的事情，頂多算作小修小補。打完補丁之後，經濟學對人性的假設，還是不符合我們所在的真實世界。

就像15、16世紀的時候，托勒密的地心說出了問題，你為了把數字算準，加上800個本輪、均輪，也無濟於事。得有一個類似於日心說這樣的概念出來，才能一下子改變我們看世界的眼光。

這就要講到《社會與經濟》這本書中的第一個交鋒了：經濟活動中的人到底是什麼樣的？

在格蘭諾維特看來，經濟學假設里的人，不管是理性人，還是非理性的人，本質上都是孤立的、原子化的人。你看，那些行為經濟學的實驗，都是隨便找一人擱到實驗室里，剝離了一個人全部的社會關系，然後去考察他。

但實際上，人是活在社會關系中的，社會關系又約定了各種各樣的規則。這些規則告訴人們，什麼行為是合適的，什麼行為是禁止的。

比如，在很多經濟學家看來，一家店如果開始排隊，那麼就說明價格定得不夠高，應該立即漲價。你看，這符合理性人的假設吧？

但實際情況呢？可能是不該漲價，也不能漲價。比如說，台風來了，出現了食物短缺，超市能漲價嗎？漲價的話，這家超市以後就在社區里混不下去了。社區居民會覺得，你在道德上有瑕疵，趁人之危，落井下石。甚至在極端的情況下，人們可能會砸掉你的店鋪，搶走店裡的東西，因為這才是符合公平正義的行為。

再舉一個例子，坐公交車的時候，你沒有座位。你能掏出錢，跟旁邊的人說，我買你一個座位嗎？估計沒有人會這么做。但是在傳統經濟學看來，這就是市場失靈，是資源配置沒有達到最優，應該允許座位買賣。可是在社會學看來，這太不符合人之常情了。社會規則要求我們，可以給老弱病殘免費讓座，但是拿公交車的座位賣錢，那可不行，別人會怎麼看我呢？你看，這又是一個超出了理性和非理性維度的例子。

你可能會說，這兩個例子里，人們之所以沒有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為了逃避懲罰，而逃避懲罰的背後，也是理性的選擇。那我們再看一個例子。

我們都知道一個詞，叫作「土豪劣紳」，說的是當地主的為富不仁，剝削和壓榨佃農。但其實，所謂的「土豪劣紳」，是近代才出現的現象。在農業社會，地主和佃農之間的關系是比較融洽的，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緊張。地主是佃農的庇護者。今年如果遭了災，糧食收成不好，地主會少收一些租金，甚至會給佃農送去一些糧食，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那麼，地主和佃農的關系是什麼時候開始變糟的呢？在格蘭諾維特看來，是因為城市化。城市裡生活條件好，地主就搬到城市裡去住了。那農村的地怎麼辦呢？交給代理人打理。一旦出現了代理人，那地主和佃農的關系就變了。以前咱們都是鄰居，鄉里鄉親的，互相得有個照應。現在我跟你也不認識，這層道德義務感就解除了。代理人收租子，那就是執行任務。不管你遇到什麼天災人禍，我都得一分不少地收上來。

你看，在剛剛的這個例子里，起作用的是什麼？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關系所塑造的認同感，是認同感所約定的道德觀念。它們不是外在的、強制的，而是存在於人們內心的，不需要經過理性的思考和計算。這是格蘭諾維特和經濟學的第一個交鋒。

第二部分

我們再來看第二個交鋒：經濟活動是如何展開的？

剛剛我們講到，社會關系對於我們理解人的行為非常地重要。但奇怪的是，社會關系從來都不是經濟學關心的話題。即便提到，也是一副瞧不起、看不上的態度。

比如，亞當·斯密就說：做同一種生意的人很少會見面。他們如果見面，一定了為了串通起來，抬高價格，沒安什麼好心。亞當·斯密甚至建議政府說，不要把交易登記的名冊公開，因為這樣會使交易中的人找到其他的交易者。

你可能會問，經濟學家為什麼這么討厭社會關系呢？這是因為在傳統經濟學家看來，只有完全競爭市場，才是最完美的市場。而完全競爭的前提，是每個人都是原子化的，各自獨立決策，不受社會關系的影響。

但是，格蘭諾維特不這么看。他最著名的一個理論，你可能聽說過，叫作「弱關系」理論。講的是，找工作這件事，看著是一個市場現象，一個經濟行為，但是，在找工作的過程中，社會關系非常地重要。他做過一個調查，發現60%的好工作，都不是通過正式的招聘渠道來的，而是通過熟人介紹的。

那麼，什麼樣的社會關系，能夠幫到我們呢？格蘭諾維特發現，你要求助的不是親朋好友，而是那些跟我們只有一面之交的朋友。親朋好友跟我們的圈子差不多，掌握的信息也跟我們差不多，他們知道的工作機會，你也知道。反而是那些只有一面之交的朋友，他們能夠給我們帶來新鮮的信息，和更多的工作機會。這就是「弱關系」理論。

其實，何止找工作，企業招聘也一樣。現在流行一個詞叫作「內推」，就是內部推薦的意思。老闆們都喜歡通過老員工推薦的方式，來招聘新員工。原因很簡單，員工既然在一家公司工作，那麼他是不敢糊弄老闆的，推薦的人一定知根知底、非常可靠。新員工入職以後，老員工也覺得有義務幫助他融入這家公司。自己介紹進來的人如果出了事，那還了得，面子上是掛不住的。

你看，一個是招員工，一個是找工作，這些最純粹的經濟活動，都需要通過熟人關系才能達到最高效率。

所以，格蘭諾維特就說，經濟學排斥社會關系，這是不對的。因為在真實世界，很多經濟活動都是在熟人之間展開的。你去看那些經濟犯罪，什麼詐騙、傳銷、非法集資，大部分都是通過熟人進行的。合法的生意那就更多了。人們會因為是朋友，而一起做生意。人們在做生意的同時，也會說交個朋友，而不是一門心思地賺錢。

所以，要搞清楚經濟是怎麼運轉的，你必須研究社會關系。更進一步說，是研究人和人之間的關系網路，也就是社會學家經常講的「社會網路」。

為了講清楚這個問題，格蘭諾維特專門用一個章節，探討了一個話題，那就是信任現象。

什麼是信任？我在這本書里讀到一個最經典的定義：所謂信任，就把自己置身到任由他人傷害的境地。你品一品，是不是很有道理？

你在什麼情況下會信任一個人？就是這件事明明有風險，但是你不管不顧，還是把這件事情託付給他了，這就叫信任。比如，你把孩子交給父母照看，這就是一種信任，你相信他會對孩子好。還有，你把錢借給別人，這也是一種信任。你既沒有跟他簽合同，也沒有派一個人天天盯著他看，但是，你相信他會還錢。

你看，信任能夠促進合作，節省大量的交易成本。但是，傳統經濟學很少討論信任這個話題。因為我們都覺得，信任只是小范圍的現象，熟人之間才講信任。現在是陌生人社會，得講利益，只有利益才是一切合作的基礎。至於信任，有沒有不重要，完全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來代替，比如設立第三方監管賬戶，或者開展信用評級。

那麼，熟人社會怎麼辦呢？比如說，我們東亞文明，都愛搞關系，愛把人分成親疏遠近。這種文明是不是就很難建立大范圍的合作了呢？

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在一本叫作《信任》的書里就說：家族企業盛行的地方，比如法國、義大利、中國台灣和香港，很難發展出大型私有企業。一個地方要想發展，只能走一條路，就是西方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之路。這就是著名的「歷史終結論」。福山的觀點得到了很多人的認同。所以，學者和商業記者一直都在唱衰家族企業。

但真實情況是什麼呢？硬邦邦的事實告訴我們，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家族在企業中的角色都沒有下降。不信，你看一下世界財富500強的名單，超過1/3的企業都是家族企業，包括沃爾瑪、米其林、路易威登、寶馬，還有巴菲特的搖錢樹伯克希爾-哈撒韋。你還可以再看一下標普500指數，你會發現，家族企業的業績要比非家族企業好得多，規模也比非家族企業做得大。

這就奇怪了？我們說的可是「家族」，一個家族再大能有多少人？這些人怎麼可能管理好幾萬人，甚至上百萬人的企業呢？

你別說，還真有學者做過這方面研究。比如說，有人研究了新加坡的華人企業，發現這些家族企業早期都集中在小型服務業、零售業和進出口貿易行業，但是後來，就擴張到了製造業、銀行業、橡膠採集業，變成了一個既跨國家又跨行業的超級巨無霸。這個擴張是怎麼發生的呢？

研究者發現，家族企業的擴張，靠的不是企業本身越變越大，而是它們成立或者收購了很多子公司，然後通過控股和交叉持股等方式，掌握這些子公司的控制權，形成了一個金字塔型的結構。外來者可以投資，但是沒有發言權，不會稀釋家族的控制。

更有意思的是，在這些子公司里，家族成員是實際控制人，在董事會擔任重要職務。圍繞這些家族成員，又形成了一個職業經理人的圈子，擔任公司的高層管理者。這些職業經理人向家族成員效忠，家族成員又向整個家族表示忠誠。在這樣的社會網路里，維系合作的是親情和信任，不是什麼法律合約。

你看，對家族企業的重新認識和發現，打破了福山的「信任論」和「歷史終結論」。不同國家和地區，發展道路可以是多種多樣的。講究家族團結和熟人社會的東亞文明，也可以通過社會網路，把小范圍的信任，轉化成建構大型經濟組織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意識到，信任在經濟活動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從朋友之間的信任，到員工和老闆之間的信任，再到家庭成員之間的信任，信任都是市場交易的潤滑劑。而信任之所以能夠發揮作用，是因為我們每個人都不是原子化的，而是嵌入在社會網路之中的。

這是《社會與經濟》這本書里的第二個交鋒。

第三部分

我們再來看第三個交鋒：社會是怎麼演進的？

在經濟學看來，一切社會變遷，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都是個體理性選擇的結果。你想，什麼是社會？社會只是一個虛頭巴腦的名稱，真實存在的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人。所以，所有的社會現象，都可以通過個體來推測、來理解。

比如說，需求。所謂的需求，就是所有人願意購買商品的簡單相加。還有制度。所謂的制度，就是個體為了解決特定的問題而發明的辦法。這個觀點，我們可以把它叫作「理性選擇論」。很多經濟學模型都可以歸到這個理論里。

但是，格蘭諾維特說，不對，這種思維方式犯了「化約主義」的錯誤。什麼是「化約主義」的錯誤呢？就是，按道理，社會層面的現象只能用社會來解釋，個人層面的現象只能用個人來解釋。從個人的行為，到社會的風尚之間，中間隔著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你如果不填平這條溝，斷然地用個人因素來解釋社會現象，就犯了化約主義的錯誤。

這個溝怎麼填呢？格蘭諾維特說，你需要在中間搭一座橋，那就是社會網路。如果說，個人是一個微觀概念，社會是一個宏觀概念，那麼，社會網路就是一個中觀概念，它把社會和個人聯系起來。

這么說，還是有點抽象，我們來看一個例子，美第奇家族。

美第奇家族，你可能有所了解，他們是14-17世紀歐洲的名門望族，不僅把持著歐洲的銀行業，還出過4位教皇和2位法國王後。這個家族為什麼這么厲害呢？我們聽說過各種各樣的解釋。最常見的解釋是，因為某一個英明偉大的人改變了歷史的走向。比如，喬凡尼·美第奇把家族產業從羊毛加工轉移到了銀行業，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再比如，柯西莫·美第奇奪取了政權，成了佛羅倫薩的統治者；還有，大名鼎鼎的洛倫佐·美第奇，用錢燒出了一個文藝復興。

這些解釋，在格蘭諾維特看來，這些解釋都犯了用個體解釋社會的化約主義錯誤，它忽視了中間的那一層，那就是社會網路。

美第奇家族在社會網路中占據了一個特殊的位置，叫作「結構洞」。結構洞是社會學中的一個概念。它講的是有兩群人，彼此互不往來，那麼，在這兩群人之間就出現了一個空缺，叫作「結構洞」，誰占據了結構洞的位置，誰就能享受到一個特殊的紅利。

那麼美第奇家族占據了一個什麼樣的結構洞呢？你熟悉歷史的話會知道，美第奇家族天然地橫跨了兩個社會網路。一邊，是貴族。美第奇家族出身貴族，它通過跟貴族聯姻，拉攏貴族的支持。另外一邊，是新興資產階級，也就是暴發戶。美第奇家族擅長做生意，很願意結交這些暴發戶，也能跟他們打成一片。

而貴族和暴發戶，這兩群人原本是不相容的。貴族嫌棄暴發戶沒文化、沒地位；而在暴發戶眼裡，貴族是沒落的，窮得叮當響。這兩群人互不來往、井水不犯河水。但是，美第奇家族就有這個本事，把兩個圈子連接起來，讓貴族的權力為暴發戶所用，讓暴發戶的財富為貴族服務，兩群人都離不開他。所以，一時之間，美第奇家族的風頭可以說是無人能及。

但是，這還不是事實的全部。美第奇家族之所以能夠在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更重要的是，它還做了前人所沒有做過的事，那就是贊助了文藝復興。美第奇家族贊助了包括馬薩喬、達·芬奇、米開朗琪羅、拉斐爾在內的很多藝術家，還贊助了政治學家馬基雅維利和科學家伽利略。那美第奇家族為什麼要贊助文藝復興呢？是因為熱愛藝術科學嗎？是為了獻愛心、做慈善嗎？都不對。它這么做，是為了掌握權力。

以往，我們討論「權力」，講的都是個體對資源的佔有，尤其是對生產資料的佔有。但實際上，在社會學家看來，你佔有資源，別人依賴你，聽你的，這只是權力最初級的形態。權力更高級的形態，是合法性權力，也就是你的職位給你帶來的權力，你通過選舉或者上級任命而獲得的權力。而權力最高級的形態，是議程設置，也就是影響人們的觀念和想法。比如「什麼資源是重要的」「人們如何看待這些資源」的觀念。影響這些觀念，其實也是一種權力。

舉個例子，老闆的話，你得服從，因為你指望他給你發工資，這是基於依賴的權力。部門領導的話，你也得服從，因為領導是公司任命的，這是基於合法性的權力。但是，權力還有剛才講的第三種類型，就是議程設置，換句話說，就是改變大家對一件事情的理解，從而改變歷史的走向。

美第奇家族就很擅長議程設置。它不僅僅是有錢這么簡單，它是把錢變成了一件件偉大的藝術作品，變成了審美偏好和文化軟實力，加速了宗教世俗化的新趨勢，締造了文藝復興的新文化。

回到前面的問題，社會是如何演進的？局部地看，我們容易得出一個結論，把它歸結為具體個人的努力。但實際上，我們還要看到中觀的社會網路，看到美第奇家族在網路中所處的結構洞的位置，看到資產階級興起和宗教世俗化的時代背景。從微觀到中觀再到宏觀，像齒輪一樣，是環環相扣、層層傳遞的關系。缺掉中間的任何一環，我們對事實的理解都不是全面的。

批評完經濟學，格蘭諾維特又把靶子指向了社會學自己。他說，經濟學家愛犯的錯誤，是用個人來解釋社會。而社會學家愛犯的錯誤，是用社會來解釋個人，認為個人的一切都是由社會所決定的。這也是一種化約主義的錯誤，它有一個名字，叫作「文化決定論」。

文化決定論有各種各樣的版本。比如，我們中國人愛談論的「國民性」，就是一種文化決定論。因為我們的民族有著什麼樣的性格，所以，我們每個人具有什麼樣的行為方式。

還有學者研究了汽車產業鏈在全球的分布，發現韓國的汽車組裝產業非常強大，中國台灣的汽車零部件產業非常發達，而阿根廷干什麼都不行，這是為什麼呢？

學者解釋說，是因為汽車組裝需要大規模的資本投入，韓國的文化傳統更適合建立這樣的超大型企業；而汽車零部件行業，需要的是一批反應靈敏的小公司，這種製造方式在台灣有著深刻的文化根基。至於阿根廷，既沒有建設大型企業的文化傳統，也沒有建設小型供應鏈的文化傳統，所以，什麼汽車產業都搞不起來。

你看，所謂的「文化決定論」，背後其實隱隱地包含了「歷史終結論」的影子。認為，有的地方的制度和文化更加先進，更加適合工業化、現代化；有的地方的制度和文化就是落後，你的工業化、現代化怎麼也搞不起來。但是，格蘭諾維特就講，制度和文化的影響，不是決定性的。制度和文化，與其說是個體行動的腳本，不如說是一個可供選擇的菜單。

格蘭諾維特舉了一個例子，就是韓國。韓國的工業之所以發達，是因為文化傳統嗎？不對呀，在半個世紀以前，韓國是一個既貧窮又落後的國家，恰恰是文化決定論者眼中落後制度和文化的代表。但是，1961年，朴正熙上台，在經濟和政治領域實行了一系列的鐵腕政策。比如說，政府借貸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扶持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建設大型產業園區和基礎設施，還有大力發展國民教育，最後這些措施帶領韓國的經濟實現了騰飛。

在韓國的身上，你能看到各種各樣的影子：有蘇聯式的五年計劃，有日本式的出口導向型經濟，也有韓國特色的家族財閥。它不是某一種國民性的結果，也不是某一種文化所決定的。它是一顆種子，自帶信息，然後吸收陽光雨露，開花結果。

總結

總結一下，我們前面講過的三次交鋒。

第一個交鋒，經濟活動中的人是什麼樣的？格蘭諾維特的答案是，不僅是理性人，更是嵌入在社會關系之中的人。

第二個交鋒，經濟活動是怎麼展開的？格蘭諾維特的答案是，經濟活動不是孤立發生的，而是在社會網路中展開的，信任和權力這兩種社會關系尤為重要。

第三個交鋒，社會是怎麼演進的？格蘭諾維特的答案是，社會的演進，是個人、網路和社會三個層面相互作用的結果。社會為個人行動提供了一個背景，個人通過社會網路影響和改變社會。

你看看這三個句式，都說得不那麼乾脆。既不簡潔，也不漂亮。但是，它符合真實世界。

真實世界是復雜的。只有復雜才能解釋復雜。

之前，我們追求簡潔的解釋，不是因為這樣的解釋是完美的，而是因為沒有辦法，我們沒有辦法去計算、衡量復雜的經濟和社會現象。

現在，我們有了大數據，有了計算機模擬技術，我們可以繪制出一座城市的人際關系圖譜，可以動態地追蹤一個行業的興衰起伏，可以把一切經濟活動和社會現象還原為真實的復雜網路。所以，無論是經濟學也好，還是社會學也好，我們都應該切換到新的理論和新的方法。

格蘭諾維特有一句口頭禪：「It』s not wrong, but it』s not enough。」翻譯過來是：「這個解釋沒錯，但是這個解釋不完備。」聽完《社會與經濟》這本書的解讀，希望你記住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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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智慧政府

作者：徐繼華

豆瓣評分：7.0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4-1

頁數：296

內容簡介：

現在，人類社會已經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大數據時代。人成為一切數據足跡的總和，人們的一切行為都以數據的形式被記錄、被儲存、被處理。

作為最大的數據佔有者，政府掌握著社會方方面面的數據，但各部門間的數據沒有進行高效整合，給政府管理和民眾生活帶來了極大不便。

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推薦國家治理的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列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而如何達成目標，本書給出了符合時代發展的答案。本書首次將大數據與國家治理緊密結合，主張政府管理者應該具備大數據思維。通過對數據的整理與分析，政府管理者可預測民眾的下一步公共服務需求，進而提供更加智能與高效率的管理和服務，促進國家和社會發展。

本書認為，大數據不僅是一種海量的數據狀態及其相應的數據處理技術，更是一種思維方式、一項重要的基礎設施、一個影響整個國家和社會運行的基礎性社會制度。它是治理交通擁堵、霧霾、看病難、食品安全等「城市病」的利器，更將為政府打開了解社情民意的政策窗口，打造平台的政府、服務導向的政府、開放的政府，即智慧政府。本書更在論述西方發達國家實施大數據戰略的相關經驗的同時，介紹了大量發展中國家的有效做法，更引入了網格化社會管理等具有中國特色的本土實踐，使本書更具可操作性和借鑒意義。

作者指出，大數據並不僅是一場技術變革，更意味著一場社會變革，而這種社會變革又伴隨並呼喚著公共管理與公共服務領域的變革。

大數據治國時代已悄然來臨，一場改變世界格局和人類生活的大數據變革即將引爆。

作者簡介：

徐繼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現在某黨政機關就職。有新聞、法律、經濟等多學科背景，曾參著《網路時代的中國文化精神》、《傳媒經濟學》等暢銷書籍，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科技日報》、《宏觀經濟管理》等國家級核心刊物發表文章十餘篇，累計出版各類作品20多萬字。聯系郵箱：[email protected]

馮啟娜：社會學研究者，任職於中國人民大學。研究旨趣為後工業社會的社會學、公共管理學前沿議題，關注現代科技對人類社會結構、生活形態及組織運行的影響。目前，為中國人民大學全國幹部教育培訓基地辦公室成員，參與中央和國家機關司局級幹部自主選學的課程開發和項目管理工作。聯系郵箱：[email protected]

陳貞汝：中國人民大學管理學碩士，任職於中國某運營商。關注移動互聯網、電子商務、用戶開放式創新等社會前沿領域。有統計、管理、社會學等多學科背景。曾參與多項部級科技創新行業研究項目。主要研究4G時代下基於大數據的創新服務模式。聯系郵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