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徐城北：無心巧遇張火丁(王娜)
《城北說戲1：京劇這玩意兒》 徐城北 著 定價：32.00元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城北說戲2：京劇夜明珠》 徐城北 著 定價：32.00元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星期日新聞晨報記者 王娜 編輯
《城北說戲1：京劇這玩意兒》
徐城北的「說戲」是有來頭的。自幼跟祖父瞧戲，又出身記者世家，多與梨園名角耳濡目染，雖無心插柳，卻又命中註定在專業劇團當編劇搞研究，一干15年。寫過劇、論過戲、出過專著，但如同人們稱他「城北徐公」，並不因其貌得名一樣，他的雜(涉獵廣泛)、散(散論閑文)、玩(把玩品味)成就了他的非專業寫作，更多了讀友。於是一發不可收，越發信手拈來，在若干「三部曲」後，開始「五指連彈」。這不，就有了被他稱為私人記憶的5本「說戲」。其實，書中不只說戲，也說人說事兒，這或許正是讀者想看到的。
《城北說戲2：京劇夜明珠》
徐城北的「說戲」是有看頭的。他居然將京劇與粵劇，張火丁與紅線女，譚鑫培和於魁智，袁雪芬、袁世海……都當作「夜明珠」串在了一起，還就此聊起了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當然也免不了說一些大劇場和小園子、演員的掙錢與讀書等話題，發一些「切忌買櫝還珠」，「別了京劇革命」等議論。
跟紅線女相比，程派再傳弟子張火丁再優秀，也只能算是小號的夜明珠了，但她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我跟火丁應該算是「同事」，都在中國京劇院「拿銀子」(領工資)。但她來得晚，她剛來我就調走了，真正的認識過程很奇怪，就發生在紅線女臨時借住的地方。那陣我正為粵劇紅線女寫著書，每周要到她住處談三個半天，我是在那裡「先遇到、後認識」張火丁的。此話怎講？有一天臨近中午，火丁推門進來了。不施脂粉，非常樸素。我與張火丁對視良久，沒有言語。紅線女問我：「你們認識么？」我搖頭。紅線女奇怪了：「你們一個劇院，怎麼會不認識？」
火丁則試探著問：「是城北老師么？」我被動地點頭，問道：「你是？」非常樸素的回答：「我是張火丁。」哦，她當時就很有名氣了，我居然不認識台下的她。我僅僅是在台下看過她的戲，這樣素麵在台下相遇，還真是第一次。估計紅線女一定會暗笑。但我腦子飛轉：她怎麼會到紅線女這兒來？沒有紅線女的召喚，她肯定不敢貿然拜訪的。總之，紅線女看上她肯定有蹊蹺，而她這么年輕就傾倒紅線女也絕非尋常。
我繼續跟紅老師談她的藝事，張則靜靜坐在一邊，好半天沒插一句話。最後我談完了，轉過頭問火丁：「你找紅老師有事吧？」「沒，真的沒。就是來看看的。」紅也插話：「我一會兒再招呼她……」我很奇怪：遠在南國的大明星，會看重遠在北方的「小程派」。其中，必然有連火丁也未必明白的道理。
說火丁是「小程派」，一點也沒冤枉她。她當時確實還很「小」。當時的「程派大家」基本是三位：趙榮琛、王吟秋、李世濟。前兩位是給程先生磕頭的男學生，後一位是干閨女。前兩位最好的時候似已過去，但還能支撐一氣。李世濟當時有丈夫、兒子輔佐著，謝幕時一家三口都走上舞台中心，這種幸福感不是每個演員都能擁有的。我當時一方面給李寫本子，同時又為他們夫婦寫文章。我屬於程派筆桿子的「第三世界」。這是劇院朋友與我開玩笑，這樣說過了還讓我別生氣。我這人隨和，聽了無動於衷。因為我「傍」李世濟是工作需要，我與她是一個單位(中國京劇院)的，而趙與王都不在我們這里。我不可能完全脫離單位去輔助單位之外的名家。更何況，我這「三個世界」從根子上就沒派性。我母親五十年代初期訪問過程硯秋，第三天程硯秋就帶著王吟秋到我們家「回拜」。王吟秋是當時這件事的見證人，他1995年在天津參加中國京劇節時，還特地跟我談起這件往事。電視台采訪他，讓他談談自己對男旦的看法。他這樣回答：「徐城北同志贊同男旦，你們采訪他去吧，我以為：他的理由很充分。這問題由文化人談，比找我們自己說自己更合適。」記得那一陣他私下也很表示出親近感。每年過春節，都是他搶先給我打電話拜年。我說要到他雙榆樹的家裡拜訪，不知道什麼原因，他硬是一次次地謝絕。我心暗想：男旦的家有什麼不能看的東西么？我隨後又聽說，他在家裡教女學生時，一定要拉一位不相乾的男同志作陪。還有，不久前我還聽一位「趙榮琛身邊」的人傳話，說趙老很羨慕世濟身邊有個徐城北，還說「要是想個法子讓徐城北轉到咱們這邊，就好了」。
話還回到火丁身上，她很早就拜師趙榮琛，其中原因我不得其詳，是她選的老師，還是老師選的她？但我聽說到一則馬路新聞：她一個小女子，唱起來卻很有那種男旦的味。我聽了想了一想，的確她還真有這么個特徵。但光有這一點，如何把她與趙老聯系起來，我還是不得其詳。但沒多久就發生了一件讓火丁大不幸的事：她的趙老師突然去世！這可是個大問題與大難關。現代程派「趙·王·李」這樣「三駕馬車」的結構平衡被突然打破。趙與王本是一路，唱戲依靠很深的功夫，但年歲上又多少有些「過氣」；而世濟正在最好的時期。趙之一旦去世，那天平只會更向著世濟的位置傾斜。這個大結構暫時不提，且看她張火丁此際應該怎麼辦？一種，是轉向王，也同樣是男旦，與趙共同的地方多；但估計只能是名義師徒，王吟秋還有原來的徒弟呢！如果轉向世濟，那流言就會更多，或許被認為「人一走茶就涼」而「另攀高枝」呢。我多年游離於梨園的具體事物，但思想不懶惰，常常替別人擔心，想一些情理上可能發生的事。
過了沒幾天，報紙上登出一則新聞：介紹張火丁到南京向新艷秋學戲。說火丁在賓館租了兩套房子，一套自住，另一套搬請著名的前輩坤旦新艷秋進來住。她們一老一小一起過了一星期，其間新艷秋教了火丁好幾出程先生的戲。火丁也沒有正式拜師，但是「面對面」真學了。首先，她南下之行的這火候「掐」得極好，其次這找人找得准。自己的恩師不在了，轉投另外「兩駕馬車」肯定不行。乾脆請出當年師爺的「勁敵」來教自己，而這「勁敵」深藏多年，肯定願意在北京收自己這一個不在名義之內的小徒弟。我記起早在這時之前，北京舉辦過一場紀念程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盛大演出。就演一場，一出完整的《鎖麟囊》，先後五個薛湘靈：上海李薔華，北京李世濟，隨後是趙榮琛與王吟秋，最後一場的最後一小截，才是資格最老的新艷秋。我看了那場戲，座位在七排中間，是李世濟給的票。因為這場陣容「過於強大」，所以戲票格外緊張。而他們五位主演，都能得到幾張最佳的贈票。我事先知道世濟肯定有票，但也沒敢張嘴要徐城北簡介，我知道她一定會給她最看重的朋友。讓我大大意外的是，唐在昕(世濟的丈夫)主動給我打了電話，說世濟講「要把最好的一張給城北」。我有些意外，我不過是從本院工作人員的角度，為她幫忙了幾年，怎麼她會把這樣好的票給我呢？因為我知道在這場的前排座位中，會有許多與程派程家有淵源的人—他們會四處張望，看這前幾排都來了什麼人，每個人分別屬於哪一方……許多人都會在開演之前發出這很微妙的一瞥。它是無言的，但又是有無形力量的。我甚至想到：世濟之所以要把戲票送我，也就是希望周邊的人，能發現徐城北這么一個「傍」過她的人，如今正襟危坐於最好的座位上。在梨園，「傍」角的人應該「一傍到底」，這應該是做人的准則。當然，解放前程師息影務農的時節，秋聲社的戲班散了，多數助演都被拉到新艷秋那裡，戲份兒開得很高，很多程之四梁四柱都成為新艷秋的骨幹。也正由於這一筆，程與新二人一直到後來公開見面，也還是面和心不和的。當然，新艷秋本人並無責任，她只求唱戲，不求其他，沒多久也就息影舞台。直到重新出山，在江蘇戲曲學校擔任京劇教師。老實說，這樣安排她是有些屈才的……
咱們還說這場演出，前邊幾個薛湘靈里，數李世濟最出風頭，可往下邊演去，幾個旦角全都一般。也許存在這樣的道理：是李世濟搶到了「春秋亭」一折。在程派演員的合作中，誰演這折誰就光鮮得勝。但出奇的是，最後一場的後半截，又冒出來一位息影多年的新艷秋。北京的老程迷瘋狂地歡迎她，我也是第一次開了眼。她一招一式都實在好，處處如同不費力，又處處用力在點子上！事隔多少年後的今天，我猜想張火丁是否當年也在台下看過那出戲，如果她有幸看過了，她此生就一定會記住了這位出神入化的老太太！反正我看完戲後遇到老唐，他笑吟吟問我：「今天最好的是誰？」我猜想他內心的潛台詞一定是希望我能誇一誇世濟，不料，我張嘴就說：「新艷秋最好，甚至比程硯秋本人都強！」這是良心話，干這行多年了，遇到這種節骨眼的地方，是不能張嘴說瞎話的！
我打聽過，張火丁是個旗幟鮮明的人，習慣直話直說，心裡有準主意。不久，我的「娘家」中國京劇院改革又出新面貌，一團於魁智團長，二團張建國團長，似乎還有一個三團，其中就包含了張火丁的程派藝術工作室，一共十來個人。僅幾個主要配演輔佐，如小生宋小川等，班子頗硬，戲班事務統一由火丁之兄火千掌管。她出外巡迴就是打個人牌，我看過她一出《梁山伯與祝英台》。這戲在越劇里是旗鼓相當的徐城北簡介，小生必須也強。可同名京劇就她一人從頭唱到尾。為什麼她會這么辦？似乎與她的流派有關。程派主要是主角個人「賣唱」，對邊上的「四梁四柱」要求並不過高。前兩年她帶隊去鄭州演出，鄭州有個很有名的文化講座，就萌生了一個主意，要我與她聯合搞一次講座。因她本人演出前關閉了手機，我轉而與她哥哥聯系，未果。於是就錯過了這次當面談火丁的機會。今後呢？如有機會我倒還是很願跟她一聊。
最近又聽說她調入中國戲曲學院，在那兒教課並演出。不管是福是禍，反正她又進入自己藝術生涯的新階段了。她應該比早期更成熟了。
[作者簡介]
徐城北，1942年生於重慶，在北京長大，1965年畢業於中國戲曲學院。現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北京大學 *** 教授。已經出版各類著作九十餘冊。主要研究領域為京劇文化和京城文化，著有《梅蘭芳三部曲》、《老北京三部曲》、《老字型大小三部曲》及《中國京劇小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