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微信紫砂群

㈠ 得了抑鬱症人基本報廢了（抑鬱症真的會讓人慢慢變成廢物嗎）

最近，我看到了這樣一個問題。你身邊有沒有因為抑鬱而逐漸變成廢物的例子呢？一位患有抑鬱症的網友做出了這樣的自述：

會的，我覺得是這樣的！我現在讀大學，停學一年留級一年，我最近在實習，還有一些掛了的科目，家裡人也讓我去准備參加銀行的考試。但我又經常莫名其妙地哭了起來，我覺得我會拿不到畢業證書，我的前途暗淡無光，我不敢繼續想下去了，我不知道應該如何去面對我的父母，他們在我的身上花費了這么多精力。

我時常覺得自己就像個垃圾，覺得自己永遠都不會好起來的，不想面對老師和同學，因為他們都知道我有這病，他們認為我是學校里的會有隱患和定時炸彈，回到宿舍覺得舍友都用異樣的眼光去看我，感覺自己就是一個奇葩，一個另類；在看醫生的時候甚至覺得連醫生都不想看到我；我也整天都不想說話，也不想與家人聯系，覺得只有自己關心自己，只有自己可憐自己。

幾年前我知道自己生病了，我覺得我必須擺脫它。但事實證明，這種疾病會無限消耗你的精力和體力，我已經將近三年來都沒有正常睡眠了，最近在學校體育中有兩項不及格，在過去我的體育從來沒有不及格。我覺得我遲早都會死的，雖然我不知道最後會用什麼方式。

我不想吃葯。吃葯使我昏昏欲睡，而且把自己變得笨笨的，現在和人家說話都說不清楚了，不能完整的表達我想說的話了。

我有幾個認識多年的朋友，因為我患中旅病後就少了聯系，有些連微信也已經被刪除了。我已經不是以前的我了，他們也不願意再和我做朋友了。

如果我有幸拿到文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麼樣的工作了。我盲目地寫簡歷。性格自評那裡寫上樂觀積極的性格。但事實上，我是個病人。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繼續裝下去，或去接受面試的邀請。

至於我的父母，我沒有成長為他們想要的樣子。如果時間可以停留在我的高中畢業的時候，那我的生活可能就不會那麼糟糕和尷尬了。那時候頂多在同學眼裡我也只是一個奇葩。

剛洗完澡，我又想起了去世的爺爺。在浴室里一把鼻涕一把淚。大人們都說人死了就再也回不來了，但我還是止不住的想念爺爺。

我暫時想不到什麼其他東西了。我曾經有過目標，也要像看到的那些人一樣成為那些優秀和努力的人，開始也認為自己可以成為那樣的人。但事實上，覺得自己只是一個笑話。

其實我也很努力，但是現在的問題太多了，我想不到有什麼多辦法。其實，我也想讓每個人都開心，但結果卻總是令人感到尷尬。

事實上，看這「廢物」這個詞看起來挺難以接受。

由於抑鬱和悲觀常常伴隨著他們，在嚴重的情況下很有可能會產生自殺想法。而且由於患者思維邏輯還是基本正常的畢培豎，所以成功自殺患者的比率也是相當的高。

自殺是抑鬱症最危險的行為。據相關的研究數據表明，抑鬱症群體的自殺率是普通人群的20倍，社會上自殺人群中有過半可能都是抑鬱症患者。

一些原因不明的自殺者在死前可能已經患有嚴重的抑鬱症，但手大沒有被及時發現和治療疏導所以導致的。因為當抑鬱症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就有可能會導致自殺的極端行為發生。

因此，早發現和早治療對抑鬱症患者是非常有必要的。不要等到患者自殺後才認為他可能患有抑鬱症。

㈡ 當代人的心理壓力

當代人的心理壓力

心理壓力即精神壓力，現代生活中每個人都有所體驗，心理壓力總的來說有社會、生活和競爭三個壓力源。那麼我們應該如何正確認識當代人的心理壓力?

一、屢見不鮮，多數人會心靈感冒

“你說，這日子還怎麼過啊，我快崩潰了!”5月28日，省城新建路某咖跡歷啡廳，小妮(化名)滿臉憂傷。在去年11月，小妮生了一對龍鳳胎，家裡人甭提多高興了。小妮說，婆婆自稱身體多病，不能幫著照看孩子。自己母親倒是任勞任怨，幫著又是餵奶粉又是換尿布，但是兩代人的喂養方法有出入難免會產生分歧。小妮說自己飯吃不好，覺也睡旅升不好。現在又開始上班了，里里外外忙個不停，還經常犯錯挨批。沒過多久，小妮開始變得情緒低落、興趣喪失。醫生說小妮患上了典型的產後抑鬱症。

6月3日，天氣有點悶熱，省城並州路某單位大廳接待處。一位快遞員一會兒拿起電話嘰里咕嚕講上一通，一會兒低頭在包裹堆中尋找包裹。幾次輪回之後，該快遞員突然拿起自己的手機摔在了地上，嘴裡叨叨道：“沒完沒了，煩死了!”某快遞公司一位負責人解釋到，快遞員每天要不停地和陌生顧客溝通。大熱的天，還得騎車奔波在大街小巷，賺取廉價的服務費，很多同事都感覺情緒低落、煩躁。

事實上，類似上述這種情緒波動乃至影響工作生活的例子很多，有數據顯示，大約12%的人在一生的某個時期，都曾經歷過相當嚴重而需要治療的抑鬱。山西省精神衛生中心普通精神科女科主任、心理學專家張蘇霞說：“人有七情六慾、喜怒哀樂，人的情緒在正常情況下是有波動的，但波動的幅度和時間一般有限度，普通人的瞬間抑鬱情緒不同於抑鬱症。”抑鬱症的主要表現是情緒低落、失去興趣、記憶力下降、變得懶惰，當這種情況存在強度過於顯著且持續時間持續至少2周，就可初步確定為抑鬱症，人們更多地把它喻為“心靈感冒”。但它又並非單純心理問題，而是有一定生物學基礎的器質性疾病，因大腦中缺乏一種或多種神經遞質所致。

二、壓力過大，精英人群患病率高

4月底5月初，中國媒體人抑鬱自殺的消息頻頻傳來，而且都是總編級的高層，微信朋友圈紛紛跟帖說“這究竟是怎麼啦”。是季節原因還是壓力太大?人們心中充滿了疑惑。

對此，山醫大一院精神衛生科副主任醫師曹曉華介紹說，“日本有‘季節性情感障礙’的診斷，而傷春悲秋似乎也是人之常情。”她表示，從山醫大一院實際臨床情況來看，每年3-4月份和9-10月份病情反復和新發患者較多，這與冬季和初春缺少陽光照射、導致松果體素和5-羚色胺的分泌失調，引發抑鬱有關。而在盛夏，發病較多的是與抑鬱症相反的狂躁症。談到前段時間媒體人相對集中的抑鬱自殺事件，她認為更多的是壓力大。事實上，媒體人每天都是日復一日地采訪、寫稿、編輯、錄播，隨時處於待命狀態，每天承受著 “搶新聞”“搶獨家”的壓力，經常透支自己的身體，心中承受的東西太多，還得承受付出和收入不對等的心理折磨，無疑增加姿鎮搜了心理壓力。

抑鬱症致病原因非常復雜，醫學界普遍認為是由遺傳因素、生物化學因素、環境、應激以及性格等因素造成。她認為，“對於大多數在職人員來說，壓力大是抑鬱症的重要因素。”科學研究認為，抑鬱症與大腦里3種神經遞質的水平降低有關。持續的壓力會造成其中一種神經遞質——去甲腎上腺素的`分泌減少，從而誘發抑鬱症。很多時候，壓力和抑鬱是互為因果的，比如患者已處於抑鬱情緒，意志薄弱、工作倦怠、完不成任務時，再給予指責、免職等外因刺激，便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程度越高的人考慮事情越縝密、對環境變化更敏感，所以患抑鬱症的風險越大。這就是為什麼當下有很多領導幹部、精英人物患病越來越多的原因。

衛生部公布的2013年數據顯示，由於工作、婚姻、升學等各種壓力的存在，人們的心理問題愈發嚴重，名列前三的依次為抑鬱、焦慮、失眠。

三、負性認知，受外因刺激易自殺

“抑鬱症就像一個充滿吸力的黑洞，一個不留神就會被吸進去。”32歲的張琳(化名)頭埋在胸前，懊惱地說道。

張琳本是一家企業公司總經理，性格開朗、好強，追求完美。6個月前，因工作業績優秀，職位得到晉升。工作崗位調整後深感工作壓力較大，同時因工作中的事情與一位同事產生分歧，並為此苦惱，漸漸出現情緒低落，幾乎每天大部分時間都高興不起來。張琳發現自己的腦子像生銹了一樣，思考問題時注意力難以集中，不能靜下心來，工作效率明顯降低;記憶力減退，多次遺忘原先的工作計劃日程。於是逐漸對自己的能力產生懷疑，自信心下降，不時自責，難以自控，甚至放聲哭泣。5月底，張琳情緒再次波動，趁家人不備自行服用阿普唑侖片100片，被家人及時發現後送醫搶救，脫離危險。

張琳這樣描述她自己患病的感受：“對什麼都沒有興趣，比如說要出去工作，然後就對工作產生一大堆的悲觀情緒，比如我為什麼要上班，我為什麼要這么辛苦等等，對家庭、對愛人也有各種不滿。那個時候，你們看到的藍天是藍的，我看到的是灰的。”

有資料顯示，抑鬱症是一種常見精神障礙，每100名抑鬱症患者中，大約有15人選擇以自殺方式結束生命，而至少50%的患者有過自殺念頭。

“現如今，我們很多人生活的都很擰巴，在上級、部下、同事、家人面前不停地轉換角色，壓力山大。面對壓力，每個個體的承受力又有所不同。”張蘇霞分析道，抑鬱症病症的特點決定了患者容易自怨自艾，產生更多負面情緒。負性認知長期作祟，得不到幫助和治療，就非常容易發展成為重度抑鬱症，且難以治癒。在不堪重負時，很多患者最終會選擇以自殺方式結束生命，在這種精神障礙的影響下，他們度日如年，認為只有死亡是最快樂的事。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在精英人群中，雙相心境障礙患者多，一般情況下，精英人物意志堅強、雷厲風行、干勁沖天，腦子靈、點子多，每天忙忙碌碌，看似很享受。但是，一旦進入抑鬱狀態，自殺率比單相抑鬱症患者高。

四、知曉率低，易被軀體化不適掩蓋

2003年，世界衛生組織把“抑鬱影響每個人”確定為世界衛生日的主題，其目的主要在於提醒人們對這個已嚴重危害人類心身健康的疾病引起關注。

據調查顯示，與高發病率形成鮮明反差的是，市民對於抑鬱症的知曉率卻比較低，60%的病人不知道自己患了抑鬱症，只有不到10%的人接受了相關的葯物治療。在我國，自殺人群中因為抑鬱症沒有得到及時、系統治療最後導致死亡的人佔40%。

據相關數據顯示，在我國，抑鬱症患病人數呈逐年上升趨勢。這種心理疾病正在成為一種社會問題，不僅使個人飽受折磨，也讓家庭與社會付出了沉痛的代價。

據中國心理衛生協會此前的一項有關統計顯示：我國抑鬱症發病率約為3%-5%，每年給中國帶來的經濟負擔達到了621.91億元。

引發抑鬱症發作的病因有很多種，一般認為抑鬱症是一種功能性疾病，即遺傳因素、生理因素、環境因素等綜合因素互相作用下的結果。但因為很多抑鬱症是隱匿性的，身體上的不舒服其實潛伏著情緒問題。如大部分抑鬱症患者有睡眠障礙，有些患者還會出現嘔吐、抽搐等症狀。由於情緒問題被軀體化不適所掩蓋，很多患者常年就診於綜合門診其他科室而忽略了精神檢查，而且幾乎每一位住院的各科患者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鬱，而我們目前的醫療隊伍中，很多門診大夫都不注重心理治療，從而延誤了病情的最佳治療時期。抑鬱症早期症狀如情緒不佳、失眠、無緣由的軀體疼痛都應當受到大家的重視，盡早發現盡早干預，以免釀成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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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加自殺群,警察讓退出去,我騙他退了,結果沒退算犯法嗎

不犯法。
加自殺群不犯法，但是如果在群中教唆當事人自殺，當事人因教唆者的教唆自殺而死亡的會構成故意殺人罪。
QQ自殺敬旦群是指一些想要輕生的人通過QQ群探討自殺或相約集體自殺的方法穗洞的一個組織。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猜稿枯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㈣ 微信被聯系人頻繁發消息會被封號嗎

微信對我們來說越來越重要，裡面的通訊錄好友、聊天記錄以及朋友圈裡的美好回憶，可以說微信每天陪伴著我們。在很多人看來，微信號屬於私人空間，自己想怎麼玩就怎麼玩。其實不然，微信號雖然屬於個人，但是整個網路環境是受管控的。特別是近年來，國家網信辦嚴抓網路環境，頻繁出台相關政策。

為了能夠給我們營造一個更好的上網環境，微信官方也在多次調整，其中，新版本的更新用戶雀穗看得見，但是關於用戶行為的約束，就是隱藏的了，以下7個行為，如果你不小心觸碰，被封號的風險極高，甚至是永久封號。

1、頻繁添加好友

微信頻繁操作會引起官方注意，頻繁添加好友會被封號。這一規定主要是針對微商，或者需要使用微信來做營銷推廣的人。但有時我們因為工作需要，或者在申請了新的微信賬號時，也會在短時間內大量添加好友，這時就會受到微信的限制，嚴重的就有可能會被封號。

一般來說，一個微信主動添加好友的安全次數是在50次/天左右，如果你操作過於頻繁，就會收到微信的提示「操作過於頻繁，請稍後再試」，這個時候我們就會添加好友失敗或者收不到好友驗證的請求，不過在24小時之後，可以恢復正常使用。

2、頻繁刷廣告

朋友圈頻繁刷廣告也會被功能限制的。一般微信用戶，每天1至3次更新就差不多了。微商刷屏廣告也不用一直刷，不僅容易被微信功能限制，還容易被拉黑屏蔽，一舉兩失。最討厭那種打開朋友圈一連刷了5、6條，而且感覺毫無營養的人，莫名的沖動想拉黑，就算是最熟悉的人，頻繁如此也忍不了。

3、賬號被多次舉報

為保證微信良好的生態環境，在舉報投訴方面，微信官方給出笑山明確說法：

一旦微信帳號被舉報多次涉嫌欺騙、詐騙，微信官方會根據提供的證據進行警告處理，如果屬實將會進行短期限制登錄和永久限制登錄處理。短期限制根據你違規內容可分為刪除內容並警告、7天、15天、30天懲罰。如果被頻繁舉報並查實，那後果就比較嚴重，將面臨永久封號的處理。

4、傳播不良信息

微信禁止發布、傳送、傳播、儲存違反國家法律法規禁止的內容：如分裂國家、販賣毒品槍支、涉黑涉暴、色情、非法博彩、詐騙等違反法律法規的內頃升卜容。一旦發現或被舉報，將面臨封號。

5、使用微信多開等第三方軟體

通過非騰訊開發、授權的第三方軟體、插件、外掛、系統，登錄或使用騰訊軟體及服務，或製作、發布、傳播上述軟體工具。在非官方客戶端登錄多開的行為，也會被封號。

6、頻繁發紅包

一個微信號在24小時內，頻繁發紅包，一般只要超過100次，會被限制聊天/發紅包等功能。頻繁發紅包會被微信官方標記為「賭博行為」，所以發紅包需要適度。

7、頻繁換登

同一設備頻繁更換賬號，或同一賬號在多個設備上頻繁登錄，會被檢測手機登錄ip和設備信息，被標記為「盜號」或「異常行為」，容易造成封號。

㈤ 抑鬱者們的樹洞

抑鬱者們的樹洞

對於抑鬱者們而言，生活到底有多可怕呢?我們應該怎麼樣才能很好地幫助他們?下面是我推薦給大家的抑鬱者們的樹洞，希望能帶給大家幫助。

樹洞的秘密

每一刻，樹洞中都會迎來嶄新的痛苦。也有人在治癒後離開這個樹洞。離開前，有人說“我要好好活著，祝好”。

這些無處安放的低語像蒲公英一樣，從天南海北出發，穿過嚴密而厚實的歡聲笑語，輕飄飄地聚集在這個虛擬的樹洞里。

這里被稱作這群人的“精神花園”“虛擬的抑鬱症治療室”。大家對博主生前留下那句“我踏上的每條路的名字都叫做迷路”，深有同感。

這群迷路的人觸碰在一起，相互溫暖，也相互摩擦，保持著若有似無的聯系。

“全世界的燈都熄滅了”

江涵突然無法正常工作了。她來回變換著名詞和動詞，就是寫不出一個完整的句子。她開始干嘔，大口地喘氣，一切像回到了6年前那個“咯噔”一下的時刻。“就像全世界的燈突然間全都熄滅了。”那時是她第一次患上抑鬱症。

樹洞的另一個角落，這些變化也發生在初三學生戴勝身上。在一次跟父親“再平常不過的爭執”後，回到房間時她突然完全無法站立，下半身像癱瘓了一樣，口齒也不清楚，最後爬著上了床。

她開始吃不下飯，體重在幾周之內從120斤跌到了90斤。她的記憶力變得越來越差，以前一首詩讀一兩遍就能背誦，現在看了十幾分鍾也背不下來，全班60人，她的成績從17名下降到32名。房間里所有的玻璃製品都被她摔碎了，她光著腳在地上走來走去，碎片扎進腳里，覺得“很爽”。

她對情感的感覺和表達日漸麻木，大多時候對任何事物都“毫無感覺”，卻可能因為買草莓冰激凌，別人給了原味的冰激凌這樣的芝麻小事，世界末日般情緒爆發。

被禁錮的人生

許多抑鬱症患者覺得，自己是屬於黑暗的。入夜後的每一個小時里，這個樹洞都會涌現無數新的悲傷。盡管對於他們來說，黑夜與白晝的界限其實並不分明，很多時候，他們都被裹挾在混沌的痛苦中，“感覺一切都是黑暗”。

戴勝整夜整夜地失眠。去年7天的國慶長假里，她睡著的時間總共不超過5個小時。在醫生的診室里，她說自己想睡個覺，說完賴在那哭了半個小時。

在四川讀大學的何凝也整夜難以入眠。睡不著的時候，她一遍遍地數著頭頂簾布上的長頸鹿圖案，急得用手在小腿上抓出一道道的紅印子。通常一天只能睡著兩三個小時。她在朋友圈裡說，現在只要能睡著，少活幾十年都願意。

何凝曾租跡經看過一張圖片，上面畫著一個人的後腦勺是兩孔的插頭，但是枕頭卻是三孔的插座，那個人絕望地坐在床上看著枕頭。“你感覺什麼都錯了。”

為了入睡，何凝嘗試過各種方法：吃安眠葯、在樓梯上來回走想把自己弄累，有一次甚至喝了一整箱啤酒。喝醉的她原本以為馬上就要暈倒，結果一躺下又清醒了。

患病之前，何凝特別喜歡看電影，但是患病之後，她的注意力完全沒辦法集中，覺得電影“還沒有自己的人生有趣”。在坐滿同學的教室里，她經常會無緣無故地哭出來，她對聲音異常敏感，周圍人的說話聲都像是“變成了碎片要把人割碎一樣”。

所有的行型仔東西都變得好慢，她感覺自己有無窮無盡的能量，但是不知道怎麼消耗，經常在床上一坐就是一整天，臉上的淚痕幾乎沒有干過，隨時都在跟自己說“你要完蛋了”。檔汪

樹洞中經常有人留下這樣的問題：為什麼是我得了抑鬱症，不是別人?為什麼是我要承受這樣的痛苦?

沒生病時，他們都曾用力地追求著夢想。江涵就讀於國內一所知名大學，是校舞蹈團的骨幹。戴勝寫了一手好字，畫畫得了很多獎。何凝的夢想是當一名記者。

但是因為患病，這些人不得不在自己最美好的年華按下了暫停鍵。有的時候，這個按鍵再也沒能彈起。

何凝孤獨得像“避雷針”一樣，走在天橋上，有跳下去的想法，她在樹洞中寫：“生活太難了。”而自殺未遂5次的戴勝寫的是：“活著就是惡心。”

這些語言上的共同點引起了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計算網路心理實驗室的研究人員朱廷劭的關注。他給自己的系統起名“心理地圖”。而這個集中了“抑鬱”“痛苦”“死亡”等關鍵詞的微博賬號，是地圖上一塊重要的領地。長久以來，他在密密的叢林後面，靜悄悄地觀察著這個樹洞。

他在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指出，不同自殺可能性的用戶在微博行為和語言表達上存在差異。“高自殺可能性用戶與其他用戶相比社交活躍度低，夜間更活躍，關注別人更少，使用更多表達否定、死亡的詞語，使用更少指向未來的詞語。”

根據朱廷劭的調查結果，樹洞中的用戶平均年齡為21歲，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高中、大專和大學。“這一階段的年輕人，常常面對愛情失敗、工作不順、家庭生活矛盾等等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內容在評論中均有體現。”

江涵就曾踩在這樣的生死線上。一次，她父母接到了學校打來的電話，被告知他們的女兒“可能已經不在了”。剛從死亡邊緣被拉回來的江涵與父母相處了痛苦的一周。她不說話，整天躺在床上。

父母對她這種表現很生氣，讓她看《弟子規》。他們覺得是女兒的品德出了問題。

可是就連江涵自己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她只知道自己“變了”。

能愛，能工作。這是弗洛伊德對心理健康的定義。而對於抑鬱症患者來說，這兩種能力都決絕地陷入了停擺。

在他們眼裡，抑鬱的反義詞不是高興，而是活力。

“原來不是我錯了，是我病了”

如今，社會對抑鬱症一無所知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網路抑鬱症吧吧主齊衡弈第一次見到抑鬱症患者時，是在上個世紀末的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當時滿大廳的病患大多已經失去意識或者行為能力，需要家屬抬著才能來就醫。那個時候，在大多數中國人的認知里，抑鬱症還算不上是一種“病”，只有症狀嚴重到一定程度，才會送到醫院。

去年，當他再次踏入一家精神病專科醫院的抑鬱門診時，周遭的人都安安靜靜，神色正常。近20年來，他欣喜地發現，抑鬱症作為一種疾病在公眾的意識里逐漸得到承認。

但是當這種疾病真正降臨在一個個具體而微的家庭時，家人的第一反應依然是徹底地否定。

第一次患病時，痛苦反復波動了一年之後，江涵才開始意識到自己可能得了抑鬱症。2011年12月，她在翻看一項課程資料的時候，發現了一本書，上面描述的抑鬱症症狀跟自己極其相似。她痛哭了一中午，當即決定去醫院。

確診之後，江涵突然覺得無比輕松，她在醫院的衛生間大哭了一場。

她被告知，抑鬱症不是簡單的心情不好，而是一種心境的持續低落，通常症狀需要持續超過兩周以上才能夠被確診。

她還被告知，關於抑鬱症的發病原因，醫學界至今無法給出一個准確的解釋。

第六版《精神病學》對抑鬱症發病原因的敘述為：病因不明，病理不清。各種發病原因的假說多達6種以上，包括遺傳、內分泌變化、炎性反應等等。

所有困擾、蠶食自己的疑惑，終於在這一刻讓江涵有了答案：“原來不是我錯了，是我病了。”

江涵拿起電話激動地撥出了所有熟悉的號碼，她想告訴對方，自己所有令人恐懼的變化原來是因為生病。但電話那頭的回應讓她重新墮入了黑暗。

“都是你自己作出來的。”父母說。幾乎身邊所有的朋友都覺得，她的“不開心”根本不是“病”。

戴勝的經歷也如此。有人說，“沒事的，生活很美好的啊”“抑鬱症是什麼，神經病嗎”“我就不明白了你有吃有喝的怎麼還抑鬱了”“沒事找事吧，想開點就行了”“你就是青春期而已”“很正常的失眠，過幾天就好了”“你不就是不想去學校唄，裝什麼裝”“哪有什麼抑鬱症，就是吃飽了撐的”。

這些話像錘子一樣敲打著她們本已脆弱的神經。

為了避免給彼此帶來猝不及防的傷害，戴勝已經主動刪除了QQ里原有的200多個好友，還多次跟家人強調了什麼事一定會導致她精神崩潰，包括給打她電話、敲她房門以及問她崩潰時的感受。可家人還是照做不誤。

何凝被確診抑鬱後，父母跟她說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告訴同學和老師”。她曾經為了自救看了很多抑鬱症方面的書，也買了很多給父母，哭著求他們也看看，但是那些書到現在還原封不動地放在書架上。

許多抑鬱症患者在承受病痛困擾的同時，還要經受這另一種折磨。而這種折磨，就來自最親密的家人和朋友。

北京回龍觀醫院精神科主任醫師李獻雲已經工作了26年，她清楚地感受到就醫人數的增加和社會認識的提高，但是“程度還不夠”。她極其不贊同“抑鬱症患者就是意志薄弱”這種說法。

“你沒走過他們走過的路，不會知道那有多坎坷，而他們能夠挺過來，也是一種堅強。”這位醫生說。

2015年，她在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的研究助理教授程綺瑾的介紹下，加入了中科院學者朱廷劭的研究團隊，在北京和香港兩地之間，三方開始頻繁地互通電話和郵件。

這個樹洞在日漸擁擠的同時，一群專家團隊在遠處默默觀察它，而且這些凝視樹洞的眼睛越來越多。

“我不需要解釋，因為他們都知道”

在那個隱秘的樹洞里，何凝已經與30多個人互相關注，他們稱彼此為“病友”。這些人像被外界的冷漠推搡著、逼迫著，卻又自然而然地聚在一起。

在那裡，何凝找到了在現實中久違的理解和寬容，她的悲傷、痛苦、焦灼一下子變得無比正常。“我不需要解釋，因為他們都知道。”

大多時候，她們會跳過日常的寒暄，直接分享彼此最隱秘的傷口。除了病情，她們聊得最多的是家庭。

戴勝在樹洞中留下的評論中，有很多都是針對父母的。“你為什麼要說，差，差死了，差到底了。”“可是，我也有努力了，你的眼睛裡為什麼不是我是第一名。”“你為什麼不誇誇我。”

生長在單親家庭的戴勝從小跟父親生活，與母親聯系很少。老師要求以母愛為主題作文，她寫不出來，只能交白卷。班上的女同學頭發會梳成各種花樣，她永遠只有馬尾。母親說她“太不愛衛生了”，她就天天洗澡，夏天每天三次，冬天每天一次。母親說她胖得“不像自己”，她曾經五天沒有吃任何東西，只喝水，胃痛到哭出來也堅持不吃。直到現在，她都覺得自己“太丑了，太胖了”。

何凝說母親一直對自己要求很嚴格，而且沒有信任感。小時候生病，母親的第一反應是：“你是不是裝的?”患抑鬱症後，她經常半夜從噩夢中驚醒，然後蹲在地上一直敲爸媽的房門，直到把他們吵醒，哭著說“為什麼你們都這么開心，只有我不開心”。

在她們的自我剖析中，家庭是患病最根本、最隱秘的傷口。

幾十年來，國內外有許多相關研究結果支持了這一觀點。2006年，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主任醫師陳銀娣等專家調查了94例抑鬱症患者的家庭功能，結果發現與健康對照組相比，抑鬱症患者的家庭親密度和適應性存在顯著的缺陷。

“家人可能首先要面對一個嚴峻的問題，自己很可能是當事人問題的製造者，”心理咨詢師齊衡弈說，“但是，家人同樣也意味著，他們其實是最重要最有效的‘葯’。如果是家人能夠徹底的認識到自己的偏差並加以改變，那對當事人的療愈，是極其有效的。”

“但是現實中這基本不可能。”他頓了頓，“這相當於最狠最徹底的打臉，往往意味著要徹底顛覆作為家人數十年所秉持的最核心的價值觀，這比割肉剔骨都痛苦。”

家人是最親密的人，也正是因為距離感的喪失，他們帶來的傷害會更加准確和深刻，會在無意中將已經患病的親人拖向更黑暗的深淵。

很多時候，樹洞中的病友在這條繩子的另一端。

何凝最先認識的是一個天津的病友，那是遙遠他鄉的另一個自己。情緒不好的時候，她們會互相安慰，彼此鼓勵，一起定下需要共同完成的目標，“至少做過了這些再去死”。

這個樹洞里的很多陌生人會因為彼此一句感同身受的話而互留微信、QQ，約定見面，慢慢從虛擬世界中的.病友變成現實世界中的朋友，相互拉扯著跌跌撞撞往前走。他們是彼此在黑暗中的光亮。

“從絕大部分情況看，這種交流是正面的。”齊衡弈說，“如果是處於信息孤島狀態的患者，會產生許多誤解，在治療上走很多彎路。而這種網路集聚最大的正面影響就是讓患者脫離信息孤島狀態，是一個很好的連接患者和社會的介面。”

回龍觀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李獻雲認為，這種抑鬱症患者在網路空間的聚集，很大程度上源於自己的痛苦在現實世界中不被傾聽。“如果給他一個傾訴的機會，對患者的病情就會有極大的幫助。”在這個意義上，樹洞承擔了一部分“垃圾桶”的功能。

2016年11月的一個晚上，何凝突然收到了一條微博賬號為“心理地圖PsyMap”發來的私信：“我們在微博中看到了你的評論，你現在還好嗎，情緒狀態怎麼樣?”隨後提供了北京市心理危機干預中心的電話，以及一個問卷調查的邀請鏈接。

問卷調查的最後一句話是，“這個世界您意想不到的角落，都有人在關心您的感受和健康”。她詢問了幾個病友，對方也表示收到了同樣的信息。

信息的發送者就是中科院朱廷劭的研究團隊。這個長久在遠處注視著樹洞的群體，發出了柔和的光芒。

“如果你讓他去死，他有可能真的會死”

何凝不知道的是，那條短短不到200字的私信，是朱廷劭、李獻雲、程綺瑾幾位專家反復修改了幾個月的結果。他們組織訪談、設計問卷，不斷地想要了解有自殺傾向的人群希望看到什麼樣的內容。

最終，結合研究結果，他們決定私信的編寫應該先以表達關懷為主，語言要人性化，並且要把求助信息放進去。他們希望幫助這些人，而且更希望幫助他們“自助”。

朱廷劭根據判斷自殺意念的標准，包括一些負面文字等，利用計算機對這個樹洞微博下近6個月的約7萬條評論進行了初步篩選，在此基礎上又進行了人工確認，最終確定了4222位具有自殺風險的微博用戶，向他們發出了私信。其中就包括何凝。

“目前的心理危機干預還停留在‘被動等待’的情況，比如干預熱線，必須等到對方打過去才能提供幫助，”朱廷劭說，“如果通過網路數據的分析，能夠主動找到那些有自殺意念的人並提供幫助，這樣時效性就會比較高。”據他介紹，自殺高危人群中有將近60%的人期待這種針對心理危機的自助服務。

在采訪中，戴勝特別提醒到，“當一個抑鬱症患者跟你講一大堆透露著‘我想死’‘我不想再痛苦下去’之類的話，他在求救，請幫幫他。你的安慰可能不能使他改變想法或者好起來，但是如果你讓他去死，那麼他有可能真的會死”。

幫助的前提，是了解。而對於抑鬱症患者來說，這是無比奢侈的。

醫生給江涵開了一種安眠葯和兩種抗抑鬱葯，但是在吃葯的前兩周，她只能感受到副作用，而沒有任何葯效。她干嘔、手抖、渾身震顫、打哈欠。有一次在食堂跟室友吃飯，她的手抖得連筷子都拿不住，夾著的菜掉了，筷子也掉了，最後她的眼淚掉下來。旁邊的人看見了，這才意識到，她可能真的病了。

而她覺得，跟自己內心正在經歷的痛苦比起來，這些副作用簡直“不值一提”。而那種痛苦，“沒有經歷過的人可能永遠也不會理解”。

戴勝形容那種痛苦：“是將失戀的難過和苦澀再放大幾十倍乃至百倍;是將不幸失去家人的巨大悲痛放大幾倍;經歷過戰爭的人聽到槍聲，思緒被帶回在戰爭中最痛苦的時候。抑鬱症患者發病時，就像被帶回去體驗了一次又一次。”

現在，何凝已經不再奢望這種理解，只希望周圍的人“不要打擾，不要做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就好”。

她曾經看過一幅畫，一個抑鬱症患者躺在床上，有人說帶他出去走走，而另一個人陪他一起躺下了。“抑鬱症患者可能更需要的是後者。如果想要幫助我，或許可以先嘗試理解我。”何凝說，“但是如果不是特別親的人，不打擾就好了，沒必要做到共情。這種東西有傳染性的，像感冒一樣。”

但他們在推開的同時，又極度渴求著這種“不可能”的理解。

有一次何凝走出地鐵站，突然情緒崩潰開始大哭，給一個朋友打電話說自己不想活下去了。對方一直安靜地聽著，說“沒事，我在聽，你哭吧”。後來也再沒提起過她當時失控的狀態和想自殺的念頭，何凝突然覺得很感動，在內心深處，她並不希望自己被忽視，也並不情願被公認為“可怕”和“嚴重”。

所以在看到那條附帶問卷調查的私信，何凝立馬點開並完成了填寫。她希望這個小小的動作能夠幫助這個不見天日的群體，多得到哪怕一點點理解。

最終，問卷調查的整體回復率是15%，有600多人填寫了問卷。“這個參與率是比較積極的，一般在做這種用戶調查和邀請時，參與率通常為1%～2%。”朱廷劭說。

結果顯示，這個樹洞中有不同程度自殺意念的用戶高達97.6%，曾嘗試過自殺的用戶為51.8%，其中有194個用戶的自殺嘗試發生在最近一年內，72個用戶曾經因為自殺而接受過醫護人員的治療。另外，在對100個高危賬號進行人工檢查時，發現2名疑似自殺身亡的用戶。

許多人再也沒有機會填寫這份問卷了。總有人在這個樹洞里留下“遺言”後突然消失。

春節前，戴勝關注的一個病友一直沒有回復消息，甚至把她刪除了好友。她急得要命，但也無能為力，只能一遍遍地點擊發送消息。在她認識的病友中，這樣的永無迴音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網路抑鬱吧吧主齊衡弈承認，這種網路群體有時也會產生負面的影響。除了可能發生詐騙、約死等極端的負面事件，另一方面，有些人會因為投射而建立起互相依賴的友誼，“始於依賴支持，終於發作時的互相傷害”。

網路抑鬱症吧最重要的吧規之一，就是嚴禁包含自殺、自殘內容的帖子。

齊衡弈認為，長期磨出來的比較好的模式，是“抑鬱症痊癒後的患者主導，專業人士為輔”。而長期存在的心理問題類社區，要好於臨時集聚，也有進化和管理的機會。

“愛可能不能擺脫孤獨感，但可以馴服它”

2016年12月15日，何凝發布了一條微博：“微博將卸。不知歸期。再見。祝好。”她的抑鬱症正在好轉，而那個裝滿悲傷的樹洞對這個時刻的她來說，顯得太過沉重了。

何凝曾經無數次盼望這一年能夠趕快結束，但是當2017年真正到來的時候，她坐在地上大哭了一場。她突然意識到，無論多麼努力，未來可能都不會像想像中那樣好。

盡管醫學上已經有研究證明，部分抑鬱症患者是可以治癒的，但何凝還是經常問病友：“你說我們能不能好起來啊?我們如果永遠好不起來怎麼辦呢?”

很多時候，她只得到一陣長久的沉默。江涵在確診復發後感到徹底的絕望，“我害怕自己永遠無法逃脫這個魔爪”。

朱廷劭和他的專家團隊正在跟這種絕望賽跑。

他最終的計劃是搭建一個心理危機自助服務的在線系統，如果發現微博上有用戶出現自殺意念，計算機就會自動識別並主動發送信息，告訴對方可以尋求的幫助。如果有回復，後續將由專業志願者與其進行溝通。

據他預計，正在搭建的系統將在今年5月前後上線。如果成功，這將是全球首個可以為心理危機提供自助型干預和服務的系統。“只能說越快越好，畢竟與人的生死直接相關。”

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的研究助理教授程綺瑾一直致力於在更大范圍的網路空間提供幫助。

現在在網路上搜索“自殺”，跳出的第一條結果就是24小時免費心理危機咨詢熱線電話，旁邊寫著“這個世界雖然不完美，但我們仍然可以療愈自己”。這是程綺瑾跟網路多次溝通的結果。在此之前，她已經推動完成了香港地區谷歌頁面出現“生命熱線”。到目前為止，全球已有多個國家和地區完成了這項工作，包括美國、加拿大、愛爾蘭等。

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全球約有3.4億抑鬱症患者。這個幽暗的樹洞，只是巨大悲傷的冰山一角。

為了挽救每一個可能消逝的生命，國外的研究者還將這種善意通過程序植入了智能手機。Siri(蘋果手機上的語音控制功能)在2011年面世後，人們如果說“我想跳橋”或“我想開槍打死自己”，它的回答可能是最近的大橋或者槍支商店的位置。2013年，蘋果公司在咨詢了美國國家預防自殺熱線後，Siri的回答變成了“如果你是在考慮自殺，你可能想找個人聊聊”，並會給出自殺熱線的號碼，還會問“需要我幫你打給他們嗎?”。

近幾年，程綺瑾在關注到這個樹洞之後，一直希望微博系統中也能添加一個為求助者設置的工具，“在那麼多的數據資源、那麼大的運算能力的基礎上，這個工具一定能夠幫助更多人”。

很多時候，求助工具就是一個個真實的人。有人去給樹洞中所有想自殺的人留言，告訴他們“世界這么大，換種活法再走”。也有人在抑鬱症痊癒後自學了心理學，並成為國家心理咨詢師，然後回到這里耐心回復每個私信他的病友。

在不斷地失去、得到，以及失而復得之後，何凝開始一點點找回自己的人生。她戀愛了。男朋友在元旦的凌晨跑著過來陪她散步，陪著她哭，跟她講一些“大道理”。

何凝好奇地看著他，心想“世界上怎麼會有這么可愛的人啊”。她經常把男朋友比作自己理想主義世界與現實主義世界的連接點。

“他就那樣站在另一個世界，不硬生生拽我，就讓我第一次覺得另一個世界也很美很不錯。”她說。

新年第一天，何凝收到了來自病友的新年祝福：“我們必須活下去。”

她曾經認為“即便是愛，也不能擺脫這種漫長歲月里產生的孤獨感”。但現在，她慢慢能夠接受抑鬱症是自己身體的一部分，也開始明白，“愛可能不能擺脫孤獨感，但可以馴服它”。

江涵也重新開始工作了。盡管她還在吃葯，拿著湯匙的手還在微微發抖，但是她也開始接受自己可能永遠也好不起來這個事實，把抑鬱症看作超長拜訪時間的“大姨媽”。

這個樹洞每天都接收著問候與告別。有的告別是結束生命，有的則是走向新生。

戴勝在黑暗中無比期待離開樹洞那一天的到來。每次看到有人因好轉而離開時，她總會在心裡吶喊：“帶上我一個啊!真羨慕你們，我還要待在這里。我什麼時候也可以評論‘我好了，我要對你取關了，再見，謝謝你’。”

為了對抗自殺的念頭，她跟其他還困在樹洞中的人一起，許下了無數心願：買到貝殼頭黑白配色的運動鞋;學會滑板;去大東海游一下午的泳;告訴妹妹自己其實很愛她，只是自己病了;去西藏;去聽一場演唱會……

說到底，她的心願只有一個：拚命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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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34歲很多人死了

34歲很多人死了

34歲很多人死了，死亡是很可怕的事情，沒有人願意麵對死亡，但是死亡卻是每個人都會經歷的事情，現在死亡的年齡越來越年輕化，接下來就由我為大家介紹一下關於34歲很多人死了的相關內容吧！

34歲很多人死了1

又一位名人猝死了，才34歲，死在了去上班的路上！

北京市衛生局新聞發言人毛羽介紹，我國是高自殺率國家之一。據2000年國家疾控中心與北京回龍觀醫院的調查結果顯示，我國自殺率為22.23/10萬。據分析，自殺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主要影響因素包括精神疾病、身體疾病、人格特徵、心理因素、親友自殺史以及家庭暴力、家庭虐待等。另外，社會的大幅度變遷和文化態度等也是影響自殺的重要因素。

研究顯示，自殺人群中約有95%患有精神障礙，而我國自殺死亡者中約63％患有精神障礙，自殺未遂者中有40%人患有精神障礙。抑鬱障礙是導致自殺的首位原因，可使自殺的危險性增加20倍。焦慮障礙使自殺的危險增加6至10倍。酒精濫用或依賴的自殺危險增加6倍。患有嚴重軀體疾病的患者，如：癌症等慢性疾病和畸形、癲癇等形體缺陷和身體功能受損者，很容易引起抑鬱情緒，是自殺的高危人群。（據北鏈芹純京青年報）

近日，北京地鐵6號線呼家樓站的站台上，年僅34歲的`天涯論壇副主編金波突然暈倒，失去意識，最終搶救無效去世。同事稱其平時工作很拼，經常熬夜，家中還有一對雙胞胎女兒……

每天起早貪黑，穿梭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別人避之不及的危險，TA要第一時間進入。別人在享受假期，TA要全國到處采訪。

時常沒有時間陪伴家長，陪伴孩子。

這就是我們以為的光彩人生，其實很多時候，也在不為人知的角落裡獨自卑微。

我們常說：成年人的世界裡，沒有容易棚咐二字。

在單位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事情，遇到難題誰也不會為你買單；有了孩子以後，累到想吐可半夜還得起來換尿布，只為讓另一半可以多睡一小會；父母面前，過得再難再苦，電話這頭也只能微笑說好。

生活里，有太多瞬間，我們都想痛哭，想崩潰，想逃離這個世界。

可是我們不敢病，不敢生氣，更不敢任性。

就算身體虛弱到極點，就算心理在崩潰的邊緣，我們依然要咬牙工作，努力賺錢。

《肖申克的救贖》里有句台詞：It makes sense to be busy living or busy dying.（忙著生，或忙著死，這真有道理。）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殘酷，一切表現光鮮的背後，其實都是難以對人言說的難處。

嘗遍人間甘辛味，言外冷暖我自知。

每個人都在各自的兵荒馬亂中，獨自承受著焦慮、失望和痛苦。

要麼生，要麼死。選擇活下去，就得承受生活的萬斤重擔。

人到中年，我們不敢說疲憊!

因為生活的重擔，都在肩上扛著；

因為家裡的老小，都在身上背著。

如果趴下了，他們還能依靠誰？

如果放手了，他們還能指望誰？

哪怕起早貪黑，哪怕早起晚睡，

只要家人能笑到最美，

34歲很多人死了2

我國每年約有25萬人死於自殺，200萬人自殺未遂，自殺已經成為我國人群第五大死因，是15歲到34歲的年輕人群的首位死因。

無論名人與凡人，它們之間都存在著同樣的誤區，那就是對健康的認識。明星以為有錢能使鬼推磨，能治好所有的病，從一開始就不重視；沒錢的人，對疾病充滿了恐懼，從一開始就選擇放棄，直至無葯可醫，這種局面讓人痛心！

改革開放後，我們擺脫了吃不好、穿不暖的時代，卻進入了吃得多、吃得亂，不保健的窘境。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變，惡補式的高鹽、高脂、高甜等「重口味」，給我們身體的耐受能力帶來了極大壓力。身邊人的健康隱患，遠比大數據帶來的感受更加直觀。

當吃與喝成了威脅我們健康的慢性毒葯，我們的未來又在哪裡？

有些年輕人受家庭因素的影響，對健康的理解還停留在20年前，健康指標被忽視、被輕視、被無視首迅，處於亞健康的他們依然我行我素，最蒼白的莫過於他們對於健康知識的認知盲區：熬夜、吃零食、透支體力工作、認為財富、房子、車子、名氣、職位比健康更重要。

據微信大數據顯示：「大多數年輕人自己不願意聽保健課，還反對父母聽保健課，排斥父母給他們發的養生類文章。」有些人更可氣，請他免費聽保健課，他還要以紅包和禮品作為聽保健課的先決條件。

年輕人，養生不能再等了：

不要以為養生是老頭老太太乾的事，一個個比我們有錢有地位的人相繼離開了，是惋惜，也是警鍾，他們吃的比我們好，用的比我們好，但依然逃脫不了疾病的魔爪，這就告訴我們，疾病不分貧富和年齡，屬於60後、70後的疾病已經向80後、90後蔓延，無視健康等於提前上西天！

不要拿忙、沒時間當借口，現在騰不出時間聽保健課的人，早晚騰出時間看醫生。學習的確是件很痛苦的事情，特別是養生方面的學習，但不學習養生知識是更加痛苦的事情，因為重疾病在年輕化，疾病時刻都在盯著我們，隨時會剝奪我們的生命！

34歲很多人死了3

昨天，有個新聞上了熱搜，但是瞬間又被淹沒了。

這是個很悲傷的故事。

江蘇南通海安融媒體中心的女記者吳微（化名）猝死，年僅34歲。

這本是一次很普通的采訪，從業多年的她已經做過成百上千次了。

吳微和家人打了一聲招呼，等我回家。

然後就消失在人海里。

哪知這一去就是永訣。

在那之前，吳微習慣了高強度的工作，她是單位里的王牌。

「30多個部門，她進行流水線式采訪，成稿速度最快的就是她「

去世前，吳微正在計劃著和男友的婚禮，34歲了，一直忙於工作，婚禮拖了很久。

吳微還有一個小心願，給父母換一套當地的電梯房。她咬牙奮斗著，想讓父母過上更好的生活。

可是這一切都在那個凄冷的日子裡，化為了一縷塵煙。

想想真的好心痛，多好的記者，多好的姑娘啊。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仍然用盡最後力氣，為了家人，為了自己，也為了最喜歡的記者工作。

可惜，病來如山倒，再堅強的人，在疾病面前都太脆弱了。

就像三毛說的那樣：

心之何如，有似萬丈迷津，橫亘千里，其中並無舟子可以渡人。

生命只有一次，失去了就永遠回不去了。

此時我們才真正理解了那句話：好好活著，才是最大的運氣。

㈦ 你怎麼看郭沫若的妻子於立群自殺

於立群把郭沫若當作真愛，而郭漏閉褲沫若把於立群當作備胎。當於立群得知了自己所謂的愛情是個笑話的時候，她只能通過自殺結束自己這可笑的一生。這也是她最後的一絲絲倔強，也是她最後的一分反抗。

相差24歲的婚姻

當得知這一個消息的時候，於立群實在不知道自己還有什麼堅持的理由。就這樣，於立群選擇以自殺這樣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一生。於立群選擇這樣的方式也是表達了自態胡己的反抗，雖然說根本就沒有人能夠看到，但是絕望的於立群萬念俱灰，她的自殺也是很正常的選擇。

㈧ 我把前女友微信聊天記錄發她們單位群導致她自殺違法嗎

違法。因通過在微信群中發布個人信息、私密照片以及侮辱性的言語，造成社會評價降低和生活困擾的，構成名譽權侵害。個人粗漏猛看法是沒有觸及到刑法，搜宏但要責擔部分民事賠償。岩橋

㈨ 抖音視頻怎麼發到微信里

打開抖音app，找到想要的抖音視頻，點擊下方的分享圖標。在彈出的選項中，點擊微信好友，點擊發送視頻到微信即可。
點擊抖音視頻中的分享，在最底下彈出的對話框中，有分享到「微信」。
第二種方法就是，點擊分享按鈕，在最下方有保存至相冊，然後視頻就會下載到你手機相冊里，然後你就可以打開微信發送視頻了。
第三簡空種方法：當視頻主將視頻攔明瞎設置為不能保存和分享，那麼你可以進行槐清屏幕錄制，錄製成的視頻就可以通過微信給你的好友看了。

㈩ 如何挽救一個抑鬱想自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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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微信公眾號「健康界實驗室」
每天深夜，活躍著這么一群人，他們「隱匿」在賽博（syber）世界裡，通過頂級的人工智慧技術來找尋那些想要自殺的人，並展開救助。

他們挽救了一條又一條生命，卻不求任何回報。
出於感動和好奇，我們找到了這個團隊，並試著去了解他們。
因此，有了這篇文章。
這是他們的故事，有點長，但值得你讀完。
1
凌晨4點，「樹洞」里的留言依然在高頻更新著。
大量屏幕背後的抑鬱症患者，在網路世界裡，吐露著心聲。
「想死」、「有一起約死的嗎？」幾乎是「樹洞」里出現頻率最高的語句。
留言多是圍繞死亡、情緒狀態的自言自語或是對著已逝去博主的如好友般的傾述。隔著屏幕都能感到一種絕望、壓抑。
對抑鬱症患者來說，「樹洞」彷彿是連接現世和另一個世界的通道。通常，當一位抑鬱症患者自殺以後，他的微博會成為其他抑鬱症患者傾吐心聲的「樹洞」。這樣的「樹洞」很多，有些比較大的「樹洞」，單條微博的評論已經超過100萬條。
夜晚是「樹洞」留言更新最為頻繁的時段。在漫長黑夜下，屏幕是亮的，對於死亡的渴望和思索，讓這群人打破空間相聚在了一起。
這時，他們卸掉白天的偽裝，不再隱藏內心，與陌生的同類們展露最真實的自己。
抑鬱症在日常生活中是遭人忽視，不被理解的。「不要對沒有抑鬱症的人談論你的抑鬱症，升答液簡直是對牛彈琴。」這是「樹洞」吵物里的一條留言。
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中國有超過5400萬人患有抑鬱症，占總人口的4.2%；在我國每年約25萬的自殺人口中，一半以上屬於抑鬱症患者。從時間上來看，幾乎每20秒，就有一人因抑鬱症自殺。
下一個死去的可能就是剛剛留言過的某一位。
但有人不想讓這樣的事情發生。
2
在一個名為「樹洞救援團」的微信群中，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們對樹洞里的留言發起討論，分析著那些可能自殺的人。
這是一場持續性的高科技救援項目。
這個項目的目標是藉助一個智能主體（又稱機器人）巡視各種社交媒體（如微博），使用其核心的知識圖譜技術（又稱語義技術），發現高風險的有自殺傾向的人群，然後組織人力實施救援。
機器人每晚會將有自殺風險的微博留言統計出來，運營人員將這份「樹洞監測報告」丟入「樹洞救援團」當中，成員再根據這些信息鎖定需要救助的人，盡可能找到自殺者身邊的親朋好友，進行預警，並採取相應的救援行動，將想要自殺的人從死亡邊緣拉回來。
在機器人的幫助下，樹洞救援團從2018年7月底到12月底，經過4個月的時間，對具有高自殺風險的300多名抑鬱症患者給予了關注，對其中超139人次實施了有效救助，救援團成員現在已超150人。
救援行動由黃智生發起。
第一次見黃智生的人會瞬間被他的熱情所感染，從容、平易近人、雙眼炯炯有神，是這位荷蘭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高級研究員與北京工業大學國際WIC研究院客座教授給人的印象。他有很多故事想要分享給別人。
行動的萌發最初源於一個科研項目。
「我在阿姆斯特丹已經工作了30多年，一直研究人工智慧。」黃智生說，自2008年以來，他所在的團隊開始與中國團隊就語義技術開展科研合作。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科研從理論層面進入到具體應用層面，其中一個方向就是抑鬱症。
「從2012年開始，我們就一直關注抑鬱症，並且與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下稱北京安定醫院）開始了密切的科研合作。在科研合作中，我們萌生了一個採用AI技術發現社會上需要精神幫助人群的想法，包括自殺群體、老年群體等，並陸續做了一些嘗試。」
時間轉至2018年3月，黃智生在網上讀到了一篇關於「樹洞」的報道，發現在樹洞里盛滿了大量抑鬱人群的一手信息。
這篇文章，催生了一個在樹洞精準發現抑鬱自殺人群，並展開救援的行動，黃智生為它命名為「樹洞救援行動」。
救援行動在4月12日正式啟動。
最初的啟動並沒有太多儀式感，只是在黃智生此前組建的「醫學人工智慧群」里發了條消息。「4月12日我提出了行動理念後，我們就開始在群里討論，到底怎麼樣用AI機器人去實施監控，監控到的信息如何識別，機器人又如何研發等。」
這個「醫學人工智慧微信群」也是由黃智生倡議發起，以分享醫學人工智慧領域的最新進展、落地案例、技術細節、學習經驗等為目的，幾乎聚集了國內醫學AI領域所有最前沿的學者、醫生、創業者等。
群讀書活動的部分舉唯授課團隊

不誇張地說，每一位群成員，都代表著中國醫學AI行業的一部分未來。
這些專業的醫學AI從業者，共同促成了樹洞救援行動的首次亮相。
3
與超級英雄漫畫、電影里的情節有相同的特點，樹洞救援團的第一次出場，故事就足夠令人印象深刻。只是，第一次的救援案例後來一直警示著黃智生和其他隊員。
4月29日，樹洞救援團剛成立不久，樹洞監控機器人還沒有開發完畢，有位群成員就在樹洞里發現了一條網友留言，上面寫著5月1日要去自殺。
面對第一個待救援對象，微信群的500名成員開始積極行動，紛紛在微博上尋找蛛絲馬跡，盡力從中挖掘更多信息。
其中，自殺者的一條微博引起了大家的關註：
「我活這么大一直沒人給我送花，男孩子跟我在一起也只是想玩一玩，沒有人真心愛我。我這個人就是這么差，我不配活在這個世界上。」
女生，感情不順，隊員們做出了初步判斷。
繼續挖掘和推測，群成員們終於找到了一個電話號碼，疑似是女孩的前男友；也知道了女孩的姓名，叫吳爽（化名）；並知道了女孩大致位置，在山東。
能聯繫上女孩的渠道就有了2個，一是通過電話號碼，間接找到吳爽，進而實施救援；二是通過當地公安局，找到女孩並完成援救。
第二個方案迅速被否定，公安局因為報警信息不全而不予立案。
只剩下第一個方案。但是，對方一直拒接電話。
面對聯繫上救援團第一個救助對象的唯一「稻草」，沒有人放棄，許多人徹夜不眠。
天快亮的時候，電話終於撥通。
「你的女朋友馬上就要自殺了，你趕緊去救救她。」
救援隊員的急切，沒有換來期望的行動。好在，在救援隊員的堅持下，男孩提供了吳爽的就讀學校。
救援隊員立刻聯繫到學校，從那裡獲知了女孩家長的信息。
原來，因為感情挫折，吳爽一直休學在家。
在救援團聯繫到她母親的時候，黃智生回憶道：「她母親並沒有覺得嚴重，雖然女兒休學在家，但每天有吃有喝，她不理解為什麼女兒會想自殺，因此並沒有把它當回事。」

期望家長幫忙的路幾乎是斷了，救援團最終直接和吳爽建立了聯系，獲得了信任，並打消了她自殺的念頭。
為了讓吳爽找回快樂，心裡念著她那條「從沒有收過花」的微博，救援團的幾位女教授還特地捐款，委託女孩學校每星期給她送一次花，讓她真實地感受到關心與希望。
吳爽的狀態似乎越來越好，甚至在5月16日主動聯系學校，要求回到學校並參加考試。
但由於休學時間過長，缺課過多，學校沒能滿足吳爽的這個期望。
電話的另一端的吳爽很平靜：「好吧。」
當天晚上8點，她在微博發了一條動態：
「拜拜。」
短短兩個字，蘊含很多種可能。
在白天的接觸中沒有察覺到吳爽有任何異常的救援團，將這條信息解讀為積極的信號，是女孩要和「過去」告別了。
但在幾個小時後，吳爽吞葯自盡，生命戛然而止。
大家錯愕不已。
吳爽的死給了救援團的成員極大的沖擊。
黃智生回憶起來仍舊非常惋惜：「我們的第一次救援給了我們慘痛的教訓，她用一條生命，讓我們意識到救助抑鬱症患者不是那麼容易的。我們後來推測，她背後還有很多故事沒有講出來。」
抑鬱症患者善於隱藏自己，恰恰是那些沒有講出來的，往往是問題的症結所在。
第一次救援的最終失敗，讓樹洞救援團總結了幾條經驗：「一是患者需要長期陪伴；二是一定要求家長重視起來，要帶孩子去醫院，去治療；三是要學會去傾聽，分析患者沒說的話，真正挖掘出他內心的痛苦。」
正如北京安定醫院院長王剛所說：「救援項目里人工智慧的作用在於發現，但發現之後怎麼做，在現有的基礎上還需要進一步去探索，這需要人工智慧團隊、醫學團隊、心理從業人員的相互配合，這些人員的分工、操作流程、救助規范都需要進一步優化。想要把這件事情做好，只有熱情是不夠的，還需要規范化運作。」
「我們現在每救一個人，就成立一個救援小組或者關愛小組。通過團隊的力量，互通信息，預防危險。」黃智生告訴我們。
救援隊員的專業度也隨之提升。
從那以後，救援團基本每周都會找來中國頂尖的學者或醫生，通過群內視頻直播的形式，分享有關抑鬱症、醫學人工智慧、自殺救助等相關知識，「通過大量的知識學習，救援才能更有效。」
黃智生發出「救援行動講師團」號召

4
我們也參加過救援團的培訓課程。
那是在12月11日，樹洞行動救援團開展第六次培訓課程，由黃智生為大家講解《自殺的認知模型：理論與應用》。
在培訓中，黃智生講到，在「生與死」的問題上，企圖自殺者實際上想得比任何旁人都要多，選擇自殺對她們來說，總是會被論證成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因此，要改變企圖自殺者的思維，實際上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有效的自殺心理疏導必須從她們的認知結構分析出發。
以吳爽為例。
根據「男孩子只想玩一玩」為事實依據，她會得出「我傻，沒有人真心愛我」的固定信念，並產生「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的絕望情感效應，並產生「活著沒有意義」的自殺動機。
要想挽救吳爽，就需要先解構她的認知解構。
解構認知的過程需要縝密的邏輯思辨，或者說，這是一門邏輯藝術。
面對吳爽遇到的「男孩子只想玩一玩」的事實依據，如何讓她不得出「我傻，沒有人真心愛我」的固定信念呢？
黃智生在課堂上做了示範。
如上圖所示，任何一種心理疏導的語言，都可能被自殺者找到邏輯漏洞，導致無法奏效。
因此，救援隊員不僅僅要有愛心，還需要專業能力。但僅靠人腦，即便經過培訓，也難免會有疏漏，好在這群救援者都有AI背景。黃智生表示，未來能夠利用人工智慧計算語義距離，從而讓機器選出一條最好的疏導語言。
「對抑鬱症患者的心理疏導，在人工智慧的決策輔助下，不再只是全憑經驗與有限的心理學知識了。傳統心理咨詢與人工智慧的結合，將帶來更科學的救治方法，而這本身也會催生新的職業甚至產業。」黃智生滿懷憧憬。
同時，對於抑鬱群體的救援與觀察，本身也會促進科研。
構造自殺知識圖譜，是黃智生最初為樹洞行動定下的「任務」之一。
這是一個面向自殺救助的知識圖譜，所涉及的概念「至少包括對各類自殺方式及其想死的各類想法表達，以及包括死亡前的情緒與慾望表達詞，和死亡後各類悼念詞，死者人際關系概念等。」
這項任務正在進行中。現在，樹洞機器人已經學會將所收集到的信息自動分級，從一級到十級區別出發信息者的自殺風險程度，「我們現在發現最多的是在七級，最高的也有九級。」
而想要自殺者的年齡通常都在17-24歲，且男女比例約為1:4。年輕女孩子多是因為感情問題，或是由於成績問題，而陷入走不出來的認知困境。
樹洞行動所有積累的數據，黃智生都會向學術界公開，供非商業用途（如科研、教學等）使用。
黃智生舉例說，這些數據可以用來分析時間圖譜、空間圖譜等，潛在的科研價值豐富。從更大的層面，這些數據還可以輔助繪制全國的抑鬱監控地圖，為政府決策提供支持。
我國政府一向都非常關注精神障礙，特別是抑鬱症的自殺問題。據王剛透露，「中國的腦計劃近期就要啟動，兒童時期的孤獨症、成人時期的抑鬱症、老年時期的阿爾茨海默病都是最優先關注和研究的疾病，且投入巨大。」
5
干一件從來沒有人干過的事，困難只多不少。
除了需要縝密的培訓，救人本身還面臨不少阻礙。
2018年12月22日，機器人在救援團里發布的「樹洞監測報告」里有這樣一條信息：一個女孩在樹洞里留言說她想在1月1日跳樓自殺。
又是歷經千辛萬苦，救援團找到了女孩和她父母的聯系方式。
但是不光女孩抗拒幫助，女孩的父母也是一樣。「我女兒本來好好的，你們非說她有病，一旦傳出去，以後找工作和找對象都會有很大的問題。」
黃智生說，在國內，大多數家長都非常忌諱別人知道自己的孩子有精神問題。「這點我們理解，但為了救人，我們必須告訴家長事情的嚴重程度；不過如果家長極度不配合，我們就很難做些什麼。」
面對不配合的家長，救援隊不僅有心無力，甚至還有惹上麻煩的風險。
「大家不害怕因為救人最後卻招來一身官司嗎？」我們問。
出乎意料地，黃智生和救援隊員們早已想明白了這種問題——「世界上什麼樣的人都有。當然，更多人會對我們心懷感恩，但不排除個別人和個別現象。」
黃智生說，針對這類風險，一方面，救援團在不斷規范救援程序，進而約束救援行為，在救人的同時也保護好自己；另一方面，「我們是不會退縮的。只要我們相信自己的良心，相信我們做的事情是對的，即使真有官司，我們就認真面對。樹洞救援團不會因為有風險，就放棄去做那些非常有價值的事情，而讓很多人失去生命。」
他們把挽救別人的生命，當做自己的責任。
「對我們來說，每天只是付出2個小時左右的時間和精力，但對那些有抑鬱孩子的家庭來說，可能就是意味著拯救了一片天。」
6
投入大量的時間、財力和物力，甚至遭人誤解和排斥，樹洞救援團的成員卻依舊堅定地進行著救援活動。
感動和好奇於他們執著的信念，我們采訪了一些樹洞救援團的成員，試著探尋支撐他們行動背後的動機。
彭玲是中國科學院的教授。她與救援行動的結緣，與樹洞救援團的大部分核心隊員一樣，起始於「醫學人工智慧群」。從4月12號黃智生初次提出行動理念時，她便決定加入進來，「遇見了，就伸手一把，每個人都會這么做」。在過去3個月里，她和夥伴們一共救了20多人。在她看來，這種對他人的關愛是出自本能，甚至有時會半夜不睡覺去救助別人，「因為有的人值得」。
遠在法國的馬躍是樹洞救援團中的一員。她是巴黎南大學的一位副教授，在過去3個月里救了十多人。同樣身為「醫學人工智慧群」群成員的她，曾一度默默地觀察著黃智生每天發布的樹洞救援信息。直到有一天，「我感到一股力量，想看看自己是否能幫助一下別人。」她說。
對於馬躍來說，有時情況緊急，大家都顧不上休息，但是挽救了一個生命的幸福可以沖走一切疲憊和不解。「當成功挽救一個朋友時，我真的很想跟這位朋友和通力合作的不同地點不同時區的隊友們先抱頭痛哭，然後再舉杯暢飲。很多時候，我們感覺是當我們敲開這些朋友的世界的時候，我們也同時被他們感動著，感謝他們的信任和善良。後來，我們慢慢地意識到，救助的路是比較長的一條路，我們需要更多的社會、政府、企業和公益的支持。我們希望把這些朋友最終送回正常的生活軌道，這需要救助團之外的更多的幫助。」
「你會用話語傷害癌症患者嗎？你不會，但你會用話語傷害抑鬱症患者。」
馬躍借用救援團其他小夥伴的話，分享了她的感悟。「參與救援團的親身經歷告訴我，人是群居動物，同類不是越少越好，而是有更多的人相互擁抱才越幸福。這幾個月，我學會了耐心等待，學會了傾聽別人，學會了控制自己的情緒。其實，這個樹洞行動在告訴大家，即使在大城市和快節湊的生活中，我們並不是孤獨。」
在中國科技大學聽黃智生公開課的時候，合肥某口腔醫院的一位高管吳國鐧了解到了樹洞救援行動，當即加入。「我覺得這些專家學者是在用他們的赤誠和仁德、用他們的知識和智慧、用他們的創新和創造在形塑人間善愛新模式。我非常欽佩，也覺得自己應該為關愛抑鬱患者盡一份綿薄之力。」
救援行動中，隊員們的殫心竭慮，甚至通宵達旦不懈努力的情景，讓吳國鐧非常感動。「面對抑鬱患者，我認為自殺不是他們的本意，而是疾病在作祟。失去過親人的同理心和對生命的敬畏、對弱者的同情是我參與救援的原動力。我最長曾持續9個小時，熬到凌晨5點全力參與救援。」
付光暉是北京工業大學信息學院的碩士生，他從大四期間就開始關注抑鬱症。「當時，我的一位平時看起來開朗善談的好朋友，半年間突然聯系不上了，讓我們異常擔心，後來得知他患上了抑鬱症。這讓我重新審視、重新認識了抑鬱症，抑鬱症患者許多都處於最好的年齡，他們並沒有做錯什麼，並不應該去死，他們只是生病了一時想不開，非常值得大家的關愛和社會重視。」
在讀研後，用AI發展醫學成為了付光暉的研究方向，他正在參與策劃一些AI技術的抑鬱症應用項目。
根據機器人的統計數據，樹洞最活躍的時間是晚上10點到凌晨2點，而自殺者也一般都會選擇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實施自殺行為。因此，在救援行動中熬夜也是無可避免。付光暉說，「有一次，一個姑娘第二天要實施跳河，時間太緊迫，不將她救下來的話，實在沒法睡覺。萬幸在警方的配合下，在凌晨兩點多找到了她，挽救了生命。」
廖樂光是一位已退休的高級工程師，也是黃智生的大學同學。他對自殺和抑鬱症的關注已有十多年，決定加入樹洞救援團，是想豐富自己的相關知識來更好地幫助處於痛苦之中的抑鬱症患者。「我對自殺和抑鬱關注好久了，至少有十多年了，特別是在最近五六年以來，我身邊有好多人先後患上抑鬱症，而且明確表現出了自殺傾向，他們有我的親屬，有我的朋友，也有我的同事。我覺得他們都是非常善良非常聰明的人，因為他們追求完美，有些許不完美就非常糾結，一糾結就夜不能寐，於是就失眠，然後就抑鬱；還有一些人是非常重情重義，心中摯愛的人離開了，或者發生大的變故，就感覺不能承受。所以，我非常同情他們，希望通過我自己的努力，去幫助他們渡過難關，這不僅僅是把他們從死亡線上拉回來，而且還要幫他們解決心理問題和生活中的實際問題。」
隱於世，危難時出現。
樹洞救援團的成員或許並沒有想要成為漫威漫畫里的超級英雄式的人物，但從行動來看，他們已經是了。
7
「這將會成為一個產業。救人會成為一個職業。」黃智生堅定地這么認為。
「我們現在只監控2個樹洞，每天就會發現10個人處於自殺邊緣，那麼一個月就會有大約300人急需救助，而每名自殺者都需要至少5個人組成團隊來陪伴他和關心他。」他解釋道，而且這還是僅僅微博一種媒體平台，救助對象還僅限於瀕臨自殺邊緣的人們。
樹洞救援團目前的150多名成員分布全國各地。機器人每天發布監控報告後，隊員們都傾向於對距離自己更近的人實施救援。「看到那些已經被發現有自殺傾向卻無力施救的患者，我們非常痛苦。」因此，樹洞行動迫切需要更多關注和加入。

對於樹洞救援團的未來發展，黃智生也思慮頗多。
「一方面，我們希望獲得政府支持；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得到當地居民的支持。」說到這里，黃智生表示，自殺者得救後，通常需要更換生活環境以加速病情恢復，為此建設一個關愛中心十分迫切，這既需要資金支持，也需要固定土地。「但很有可能，周邊居民會把抑鬱症理解為神經病，並認為大量的神經病聚集在附近會影響風水和品牌。」
考量再三，黃智生覺得，把救援與產業結合在一起是條出路。
一方面，救人是一個持續性工作，很多本身由於經濟問題、工作問題、父母問題等陷入抑鬱的孩子，要想徹底走出來，還需要後續各項幫助，因此，黃智生希望構造一個完整的救助生態鏈；另一方面，人工智慧技術的發展，本身就需要一些基礎工作的支撐，如數據處理、數據標注等，存在大量的產業需求；再一方面，在黃智生看來，人工智慧技術已經成為了未來社會每個人需要具備的基本技能，無論處於何種文化層次，讓康復中的孩子們學習人工智慧知識和技術總是非常有用的。
綜合而言，黃智生希望建造一個關愛中心，既能提供康復療養功能，也能為抑鬱症患者提供工作機會。「這樣，他們一天里可以有2個小時學習，2個小時工作，2個小時治療，2個小時自由活動，通過半工半讀半療養的形式來得到恢復。」
黃智生描繪了一個「康復樂園」，他也稱之為「醫學人工智慧學校」，這是樹洞救援行動的延續，也是救助理念的升級。
「如果我們把救助行動作為一個產業做起來，就不僅僅停留在公益層面，還能帶來一定的經濟效益。這也是我們2019年努力的一個目標。」
樹洞行動並非孤案。
在樹洞行動之後，黃智生和他的夥伴們，還計劃了微宙行動和美夢行動。
其中，微宙行動是探討微生物跟人腦的關系，利用知識圖譜研究微生物對精神健康的影響；美夢行動就是通過人工智慧來研究改善睡眠的方法。這兩個項目一旦啟動，也都將有助於緩解抑鬱情況。
還有一個好消息是，能夠與外界干預的救援行動相結合的葯物治療，也將不日有所突破。
王剛預測到，「未來兩三年，會有不低於兩個革命性的葯物推出，突出優點就是起效快。」
8
「又想割腕了。」
「我准備大年三十當著他們面跳樓，我想他們永遠記住我。」
「別再刺激我逼我，經歷那個下午我真的不怕了，腦子里一遍又一遍播放我拿剪刀割腕的樣子。」
「我找不到什麼可以快速死亡的方法，跳樓吧，五樓會死的吧？可是這幾天一直在下雨，我跳下去了雨水會泡發我嗎？我的屍體會很醜吧？」
「每天意外離世的人那麼多，怎麼落不到我頭上啊？」
「我也想離開這個世界......這個世界真的讓我太累了......」
「放棄燒炭吧，我很恐懼在死之前的那種窒息感。」
......
這些樹洞里的留言仍在不斷更新著，它們從患者的心裡走出，再走入每一個想要幫助他們的「樹洞救援團」成員的心。
救援不會停止，兩方的故事都在進行中。
只是，希望「離別」的故事能夠早日畫上句號。
更多Q&A
H·Lab：您對國內的學術氛圍和環境有什麼感受？
黃智生：樹洞行動在技術上沒有什麼難以突破的關鍵，但是為什麼這件事情國內沒人想起來做？我覺得，可由於國內更多學者還是在關心怎麼出SCI論文、怎麼申請課題，他們缺乏動力去解決實際問題，而且不一定能帶來什麼回報。
H·Lab：那您為什麼願意來做呢？
黃智生：因為我在荷蘭就職，從來沒有每年發多少SCI的要求。那裡的大學沒有這個指揮棒，一旦我們被認作是學者，我們就被認為是會安排自己的時間做合理的科學研究。在這樣一個寬松的體制里，也不見得說我們就做不出成果，反而，我們可以做更多的技術創新的事情，更好地用自己的知識來為社會服務的。
H·Lab：您怎麼看待現在人工智慧技術在中國的發展？尤其在醫學領域。
黃智生：人工智慧技術是一種需要積累的技術。我們在國外已經發展了30多年，我們有人工智慧專業來招收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非常系統且平穩。但中國近幾年是一下子起了一波熱潮，既缺乏系統化積累，也難以真正解決問題，因為他們。
H·Lab：什麼是知識圖譜？
黃智生：知識圖譜又被稱為語義技術的工具，重點在於表達的內容概念，而非表達方式。比如，電腦、計算機、computer都是同一個語義，卻是三個表達方式。而且，每一個內容概念，都有它與其他內容概念的關系，例如當我們要搜索「水果中的蘋果」，那就絕對不是要搜索「蘋果電腦」或「蘋果公司」。只有語義技術，才能能夠表達人類最精準的意思。所以，真正的人工智慧，要擅長使用語義進行搜索，而非使用關鍵詞搜索。
H·Lab：我看您在朋友圈說，您每兩周都要讀完一本教科書？
黃智生：對啊，我必須要讀書，而且已經堅持了30年還在讀書。我大概收藏了五萬冊書，每次回來中國，都要把國內的教科書幾十本幾十本地買回去。但是國內的學者，可能需要整天跑課題、做報告，不一定有時間讀書，這很可惜。
H·Lab：您擔心這篇文章，同時是一把雙刃劍嗎？
黃智生：確實。但是，一方面我們希望有更多的志願者來參加到我們的救援隊伍里，但是又不希望這些自殺的人知道有人在監控，那樣會讓他們躲起來。但我們相信，這篇文章能夠起到更多正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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