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微信紫砂群

㈠ 得了抑郁症人基本报废了（抑郁症真的会让人慢慢变成废物吗）

最近，我看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你身边有没有因为抑郁而逐渐变成废物的例子呢？一位患有抑郁症的网友做出了这样的自述：

会的，我觉得是这样的！我现在读大学，停学一年留级一年，我最近在实习，还有一些挂了的科目，家里人也让我去准备参加银行的考试。但我又经常莫名其妙地哭了起来，我觉得我会拿不到毕业证书，我的前途暗淡无光，我不敢继续想下去了，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去面对我的父母，他们在我的身上花费了这么多精力。

我时常觉得自己就像个垃圾，觉得自己永远都不会好起来的，不想面对老师和同学，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有这病，他们认为我是学校里的会有隐患和定时炸弹，回到宿舍觉得舍友都用异样的眼光去看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奇葩，一个另类；在看医生的时候甚至觉得连医生都不想看到我；我也整天都不想说话，也不想与家人联系，觉得只有自己关心自己，只有自己可怜自己。

几年前我知道自己生病了，我觉得我必须摆脱它。但事实证明，这种疾病会无限消耗你的精力和体力，我已经将近三年来都没有正常睡眠了，最近在学校体育中有两项不及格，在过去我的体育从来没有不及格。我觉得我迟早都会死的，虽然我不知道最后会用什么方式。

我不想吃药。吃药使我昏昏欲睡，而且把自己变得笨笨的，现在和人家说话都说不清楚了，不能完整的表达我想说的话了。

我有几个认识多年的朋友，因为我患中旅病后就少了联系，有些连微信也已经被删除了。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他们也不愿意再和我做朋友了。

如果我有幸拿到文凭，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样的工作了。我盲目地写简历。性格自评那里写上乐观积极的性格。但事实上，我是个病人。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继续装下去，或去接受面试的邀请。

至于我的父母，我没有成长为他们想要的样子。如果时间可以停留在我的高中毕业的时候，那我的生活可能就不会那么糟糕和尴尬了。那时候顶多在同学眼里我也只是一个奇葩。

刚洗完澡，我又想起了去世的爷爷。在浴室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大人们都说人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但我还是止不住的想念爷爷。

我暂时想不到什么其他东西了。我曾经有过目标，也要像看到的那些人一样成为那些优秀和努力的人，开始也认为自己可以成为那样的人。但事实上，觉得自己只是一个笑话。

其实我也很努力，但是现在的问题太多了，我想不到有什么多办法。其实，我也想让每个人都开心，但结果却总是令人感到尴尬。

事实上，看这“废物”这个词看起来挺难以接受。

由于抑郁和悲观常常伴随着他们，在严重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会产生自杀想法。而且由于患者思维逻辑还是基本正常的毕培竖，所以成功自杀患者的比率也是相当的高。

自杀是抑郁症最危险的行为。据相关的研究数据表明，抑郁症群体的自杀率是普通人群的20倍，社会上自杀人群中有过半可能都是抑郁症患者。

一些原因不明的自杀者在死前可能已经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但手大没有被及时发现和治疗疏导所以导致的。因为当抑郁症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有可能会导致自杀的极端行为发生。

因此，早发现和早治疗对抑郁症患者是非常有必要的。不要等到患者自杀后才认为他可能患有抑郁症。

㈡ 当代人的心理压力

当代人的心理压力

心理压力即精神压力，现代生活中每个人都有所体验，心理压力总的来说有社会、生活和竞争三个压力源。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当代人的心理压力?

一、屡见不鲜，多数人会心灵感冒

“你说，这日子还怎么过啊，我快崩溃了!”5月28日，省城新建路某咖迹历啡厅，小妮(化名)满脸忧伤。在去年11月，小妮生了一对龙凤胎，家里人甭提多高兴了。小妮说，婆婆自称身体多病，不能帮着照看孩子。自己母亲倒是任劳任怨，帮着又是喂奶粉又是换尿布，但是两代人的喂养方法有出入难免会产生分歧。小妮说自己饭吃不好，觉也睡旅升不好。现在又开始上班了，里里外外忙个不停，还经常犯错挨批。没过多久，小妮开始变得情绪低落、兴趣丧失。医生说小妮患上了典型的产后抑郁症。

6月3日，天气有点闷热，省城并州路某单位大厅接待处。一位快递员一会儿拿起电话叽里咕噜讲上一通，一会儿低头在包裹堆中寻找包裹。几次轮回之后，该快递员突然拿起自己的手机摔在了地上，嘴里叨叨道：“没完没了，烦死了!”某快递公司一位负责人解释到，快递员每天要不停地和陌生顾客沟通。大热的天，还得骑车奔波在大街小巷，赚取廉价的服务费，很多同事都感觉情绪低落、烦躁。

事实上，类似上述这种情绪波动乃至影响工作生活的例子很多，有数据显示，大约12%的人在一生的某个时期，都曾经历过相当严重而需要治疗的抑郁。山西省精神卫生中心普通精神科女科主任、心理学专家张苏霞说：“人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人的情绪在正常情况下是有波动的，但波动的幅度和时间一般有限度，普通人的瞬间抑郁情绪不同于抑郁症。”抑郁症的主要表现是情绪低落、失去兴趣、记忆力下降、变得懒惰，当这种情况存在强度过于显著且持续时间持续至少2周，就可初步确定为抑郁症，人们更多地把它喻为“心灵感冒”。但它又并非单纯心理问题，而是有一定生物学基础的器质性疾病，因大脑中缺乏一种或多种神经递质所致。

二、压力过大，精英人群患病率高

4月底5月初，中国媒体人抑郁自杀的消息频频传来，而且都是总编级的高层，微信朋友圈纷纷跟帖说“这究竟是怎么啦”。是季节原因还是压力太大?人们心中充满了疑惑。

对此，山医大一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曹晓华介绍说，“日本有‘季节性情感障碍’的诊断，而伤春悲秋似乎也是人之常情。”她表示，从山医大一院实际临床情况来看，每年3-4月份和9-10月份病情反复和新发患者较多，这与冬季和初春缺少阳光照射、导致松果体素和5-羚色胺的分泌失调，引发抑郁有关。而在盛夏，发病较多的是与抑郁症相反的狂躁症。谈到前段时间媒体人相对集中的抑郁自杀事件，她认为更多的是压力大。事实上，媒体人每天都是日复一日地采访、写稿、编辑、录播，随时处于待命状态，每天承受着 “抢新闻”“抢独家”的压力，经常透支自己的身体，心中承受的东西太多，还得承受付出和收入不对等的心理折磨，无疑增加姿镇搜了心理压力。

抑郁症致病原因非常复杂，医学界普遍认为是由遗传因素、生物化学因素、环境、应激以及性格等因素造成。她认为，“对于大多数在职人员来说，压力大是抑郁症的重要因素。”科学研究认为，抑郁症与大脑里3种神经递质的水平降低有关。持续的压力会造成其中一种神经递质——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减少，从而诱发抑郁症。很多时候，压力和抑郁是互为因果的，比如患者已处于抑郁情绪，意志薄弱、工作倦怠、完不成任务时，再给予指责、免职等外因刺激，便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程度越高的人考虑事情越缜密、对环境变化更敏感，所以患抑郁症的风险越大。这就是为什么当下有很多领导干部、精英人物患病越来越多的原因。

卫生部公布的2013年数据显示，由于工作、婚姻、升学等各种压力的存在，人们的心理问题愈发严重，名列前三的依次为抑郁、焦虑、失眠。

三、负性认知，受外因刺激易自杀

“抑郁症就像一个充满吸力的黑洞，一个不留神就会被吸进去。”32岁的张琳(化名)头埋在胸前，懊恼地说道。

张琳本是一家企业公司总经理，性格开朗、好强，追求完美。6个月前，因工作业绩优秀，职位得到晋升。工作岗位调整后深感工作压力较大，同时因工作中的事情与一位同事产生分歧，并为此苦恼，渐渐出现情绪低落，几乎每天大部分时间都高兴不起来。张琳发现自己的脑子像生锈了一样，思考问题时注意力难以集中，不能静下心来，工作效率明显降低;记忆力减退，多次遗忘原先的工作计划日程。于是逐渐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自信心下降，不时自责，难以自控，甚至放声哭泣。5月底，张琳情绪再次波动，趁家人不备自行服用阿普唑仑片100片，被家人及时发现后送医抢救，脱离危险。

张琳这样描述她自己患病的感受：“对什么都没有兴趣，比如说要出去工作，然后就对工作产生一大堆的悲观情绪，比如我为什么要上班，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等等，对家庭、对爱人也有各种不满。那个时候，你们看到的蓝天是蓝的，我看到的是灰的。”

有资料显示，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精神障碍，每100名抑郁症患者中，大约有15人选择以自杀方式结束生命，而至少50%的患者有过自杀念头。

“现如今，我们很多人生活的都很拧巴，在上级、部下、同事、家人面前不停地转换角色，压力山大。面对压力，每个个体的承受力又有所不同。”张苏霞分析道，抑郁症病症的特点决定了患者容易自怨自艾，产生更多负面情绪。负性认知长期作祟，得不到帮助和治疗，就非常容易发展成为重度抑郁症，且难以治愈。在不堪重负时，很多患者最终会选择以自杀方式结束生命，在这种精神障碍的影响下，他们度日如年，认为只有死亡是最快乐的事。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在精英人群中，双相心境障碍患者多，一般情况下，精英人物意志坚强、雷厉风行、干劲冲天，脑子灵、点子多，每天忙忙碌碌，看似很享受。但是，一旦进入抑郁状态，自杀率比单相抑郁症患者高。

四、知晓率低，易被躯体化不适掩盖

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把“抑郁影响每个人”确定为世界卫生日的主题，其目的主要在于提醒人们对这个已严重危害人类心身健康的疾病引起关注。

据调查显示，与高发病率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市民对于抑郁症的知晓率却比较低，60%的病人不知道自己患了抑郁症，只有不到10%的人接受了相关的药物治疗。在我国，自杀人群中因为抑郁症没有得到及时、系统治疗最后导致死亡的人占40%。

据相关数据显示，在我国，抑郁症患病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这种心理疾病正在成为一种社会问题，不仅使个人饱受折磨，也让家庭与社会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据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此前的一项有关统计显示：我国抑郁症发病率约为3%-5%，每年给中国带来的经济负担达到了621.91亿元。

引发抑郁症发作的病因有很多种，一般认为抑郁症是一种功能性疾病，即遗传因素、生理因素、环境因素等综合因素互相作用下的结果。但因为很多抑郁症是隐匿性的，身体上的不舒服其实潜伏着情绪问题。如大部分抑郁症患者有睡眠障碍，有些患者还会出现呕吐、抽搐等症状。由于情绪问题被躯体化不适所掩盖，很多患者常年就诊于综合门诊其他科室而忽略了精神检查，而且几乎每一位住院的各科患者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而我们目前的医疗队伍中，很多门诊大夫都不注重心理治疗，从而延误了病情的最佳治疗时期。抑郁症早期症状如情绪不佳、失眠、无缘由的躯体疼痛都应当受到大家的重视，尽早发现尽早干预，以免酿成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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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加自杀群,警察让退出去,我骗他退了,结果没退算犯法吗

不犯法。
加自杀群不犯法，但是如果在群中教唆当事人自杀，当事人因教唆者的教唆自杀而死亡的会构成故意杀人罪。
QQ自杀敬旦群是指一些想要轻生的人通过QQ群探讨自杀或相约集体自杀的方法穗洞的一个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猜稿枯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㈣ 微信被联系人频繁发消息会被封号吗

微信对我们来说越来越重要，里面的通讯录好友、聊天记录以及朋友圈里的美好回忆，可以说微信每天陪伴着我们。在很多人看来，微信号属于私人空间，自己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其实不然，微信号虽然属于个人，但是整个网络环境是受管控的。特别是近年来，国家网信办严抓网络环境，频繁出台相关政策。

为了能够给我们营造一个更好的上网环境，微信官方也在多次调整，其中，新版本的更新用户雀穗看得见，但是关于用户行为的约束，就是隐藏的了，以下7个行为，如果你不小心触碰，被封号的风险极高，甚至是永久封号。

1、频繁添加好友

微信频繁操作会引起官方注意，频繁添加好友会被封号。这一规定主要是针对微商，或者需要使用微信来做营销推广的人。但有时我们因为工作需要，或者在申请了新的微信账号时，也会在短时间内大量添加好友，这时就会受到微信的限制，严重的就有可能会被封号。

一般来说，一个微信主动添加好友的安全次数是在50次/天左右，如果你操作过于频繁，就会收到微信的提示“操作过于频繁，请稍后再试”，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添加好友失败或者收不到好友验证的请求，不过在24小时之后，可以恢复正常使用。

2、频繁刷广告

朋友圈频繁刷广告也会被功能限制的。一般微信用户，每天1至3次更新就差不多了。微商刷屏广告也不用一直刷，不仅容易被微信功能限制，还容易被拉黑屏蔽，一举两失。最讨厌那种打开朋友圈一连刷了5、6条，而且感觉毫无营养的人，莫名的冲动想拉黑，就算是最熟悉的人，频繁如此也忍不了。

3、账号被多次举报

为保证微信良好的生态环境，在举报投诉方面，微信官方给出笑山明确说法：

一旦微信帐号被举报多次涉嫌欺骗、诈骗，微信官方会根据提供的证据进行警告处理，如果属实将会进行短期限制登录和永久限制登录处理。短期限制根据你违规内容可分为删除内容并警告、7天、15天、30天惩罚。如果被频繁举报并查实，那后果就比较严重，将面临永久封号的处理。

4、传播不良信息

微信禁止发布、传送、传播、储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内容：如分裂国家、贩卖毒品枪支、涉黑涉暴、色情、非法博彩、诈骗等违反法律法规的内顷升卜容。一旦发现或被举报，将面临封号。

5、使用微信多开等第三方软件

通过非腾讯开发、授权的第三方软件、插件、外挂、系统，登录或使用腾讯软件及服务，或制作、发布、传播上述软件工具。在非官方客户端登录多开的行为，也会被封号。

6、频繁发红包

一个微信号在24小时内，频繁发红包，一般只要超过100次，会被限制聊天/发红包等功能。频繁发红包会被微信官方标记为“赌博行为”，所以发红包需要适度。

7、频繁换登

同一设备频繁更换账号，或同一账号在多个设备上频繁登录，会被检测手机登录ip和设备信息，被标记为“盗号”或“异常行为”，容易造成封号。

㈤ 抑郁者们的树洞

抑郁者们的树洞

对于抑郁者们而言，生活到底有多可怕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很好地帮助他们?下面是我推荐给大家的抑郁者们的树洞，希望能带给大家帮助。

树洞的秘密

每一刻，树洞中都会迎来崭新的痛苦。也有人在治愈后离开这个树洞。离开前，有人说“我要好好活着，祝好”。

这些无处安放的低语像蒲公英一样，从天南海北出发，穿过严密而厚实的欢声笑语，轻飘飘地聚集在这个虚拟的树洞里。

这里被称作这群人的“精神花园”“虚拟的抑郁症治疗室”。大家对博主生前留下那句“我踏上的每条路的名字都叫做迷路”，深有同感。

这群迷路的人触碰在一起，相互温暖，也相互摩擦，保持着若有似无的联系。

“全世界的灯都熄灭了”

江涵突然无法正常工作了。她来回变换着名词和动词，就是写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她开始干呕，大口地喘气，一切像回到了6年前那个“咯噔”一下的时刻。“就像全世界的灯突然间全都熄灭了。”那时是她第一次患上抑郁症。

树洞的另一个角落，这些变化也发生在初三学生戴胜身上。在一次跟父亲“再平常不过的争执”后，回到房间时她突然完全无法站立，下半身像瘫痪了一样，口齿也不清楚，最后爬着上了床。

她开始吃不下饭，体重在几周之内从120斤跌到了90斤。她的记忆力变得越来越差，以前一首诗读一两遍就能背诵，现在看了十几分钟也背不下来，全班60人，她的成绩从17名下降到32名。房间里所有的玻璃制品都被她摔碎了，她光着脚在地上走来走去，碎片扎进脚里，觉得“很爽”。

她对情感的感觉和表达日渐麻木，大多时候对任何事物都“毫无感觉”，却可能因为买草莓冰激凌，别人给了原味的冰激凌这样的芝麻小事，世界末日般情绪爆发。

被禁锢的人生

许多抑郁症患者觉得，自己是属于黑暗的。入夜后的每一个小时里，这个树洞都会涌现无数新的悲伤。尽管对于他们来说，黑夜与白昼的界限其实并不分明，很多时候，他们都被裹挟在混沌的痛苦中，“感觉一切都是黑暗”。

戴胜整夜整夜地失眠。去年7天的国庆长假里，她睡着的时间总共不超过5个小时。在医生的诊室里，她说自己想睡个觉，说完赖在那哭了半个小时。

在四川读大学的何凝也整夜难以入眠。睡不着的时候，她一遍遍地数着头顶帘布上的长颈鹿图案，急得用手在小腿上抓出一道道的红印子。通常一天只能睡着两三个小时。她在朋友圈里说，现在只要能睡着，少活几十年都愿意。

何凝曾租迹经看过一张图片，上面画着一个人的后脑勺是两孔的插头，但是枕头却是三孔的插座，那个人绝望地坐在床上看着枕头。“你感觉什么都错了。”

为了入睡，何凝尝试过各种方法：吃安眠药、在楼梯上来回走想把自己弄累，有一次甚至喝了一整箱啤酒。喝醉的她原本以为马上就要晕倒，结果一躺下又清醒了。

患病之前，何凝特别喜欢看电影，但是患病之后，她的注意力完全没办法集中，觉得电影“还没有自己的人生有趣”。在坐满同学的教室里，她经常会无缘无故地哭出来，她对声音异常敏感，周围人的说话声都像是“变成了碎片要把人割碎一样”。

所有的行型仔东西都变得好慢，她感觉自己有无穷无尽的能量，但是不知道怎么消耗，经常在床上一坐就是一整天，脸上的泪痕几乎没有干过，随时都在跟自己说“你要完蛋了”。档汪

树洞中经常有人留下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是我得了抑郁症，不是别人?为什么是我要承受这样的痛苦?

没生病时，他们都曾用力地追求着梦想。江涵就读于国内一所知名大学，是校舞蹈团的骨干。戴胜写了一手好字，画画得了很多奖。何凝的梦想是当一名记者。

但是因为患病，这些人不得不在自己最美好的年华按下了暂停键。有的时候，这个按键再也没能弹起。

何凝孤独得像“避雷针”一样，走在天桥上，有跳下去的想法，她在树洞中写：“生活太难了。”而自杀未遂5次的戴胜写的是：“活着就是恶心。”

这些语言上的共同点引起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计算网络心理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朱廷劭的关注。他给自己的系统起名“心理地图”。而这个集中了“抑郁”“痛苦”“死亡”等关键词的微博账号，是地图上一块重要的领地。长久以来，他在密密的丛林后面，静悄悄地观察着这个树洞。

他在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不同自杀可能性的用户在微博行为和语言表达上存在差异。“高自杀可能性用户与其他用户相比社交活跃度低，夜间更活跃，关注别人更少，使用更多表达否定、死亡的词语，使用更少指向未来的词语。”

根据朱廷劭的调查结果，树洞中的用户平均年龄为21岁，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高中、大专和大学。“这一阶段的年轻人，常常面对爱情失败、工作不顺、家庭生活矛盾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内容在评论中均有体现。”

江涵就曾踩在这样的生死线上。一次，她父母接到了学校打来的电话，被告知他们的女儿“可能已经不在了”。刚从死亡边缘被拉回来的江涵与父母相处了痛苦的一周。她不说话，整天躺在床上。

父母对她这种表现很生气，让她看《弟子规》。他们觉得是女儿的品德出了问题。

可是就连江涵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只知道自己“变了”。

能爱，能工作。这是弗洛伊德对心理健康的定义。而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这两种能力都决绝地陷入了停摆。

在他们眼里，抑郁的反义词不是高兴，而是活力。

“原来不是我错了，是我病了”

如今，社会对抑郁症一无所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网络抑郁症吧吧主齐衡弈第一次见到抑郁症患者时，是在上个世纪末的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当时满大厅的病患大多已经失去意识或者行为能力，需要家属抬着才能来就医。那个时候，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认知里，抑郁症还算不上是一种“病”，只有症状严重到一定程度，才会送到医院。

去年，当他再次踏入一家精神病专科医院的抑郁门诊时，周遭的人都安安静静，神色正常。近20年来，他欣喜地发现，抑郁症作为一种疾病在公众的意识里逐渐得到承认。

但是当这种疾病真正降临在一个个具体而微的家庭时，家人的第一反应依然是彻底地否定。

第一次患病时，痛苦反复波动了一年之后，江涵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得了抑郁症。2011年12月，她在翻看一项课程资料的时候，发现了一本书，上面描述的抑郁症症状跟自己极其相似。她痛哭了一中午，当即决定去医院。

确诊之后，江涵突然觉得无比轻松，她在医院的卫生间大哭了一场。

她被告知，抑郁症不是简单的心情不好，而是一种心境的持续低落，通常症状需要持续超过两周以上才能够被确诊。

她还被告知，关于抑郁症的发病原因，医学界至今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解释。

第六版《精神病学》对抑郁症发病原因的叙述为：病因不明，病理不清。各种发病原因的假说多达6种以上，包括遗传、内分泌变化、炎性反应等等。

所有困扰、蚕食自己的疑惑，终于在这一刻让江涵有了答案：“原来不是我错了，是我病了。”

江涵拿起电话激动地拨出了所有熟悉的号码，她想告诉对方，自己所有令人恐惧的变化原来是因为生病。但电话那头的回应让她重新堕入了黑暗。

“都是你自己作出来的。”父母说。几乎身边所有的朋友都觉得，她的“不开心”根本不是“病”。

戴胜的经历也如此。有人说，“没事的，生活很美好的啊”“抑郁症是什么，神经病吗”“我就不明白了你有吃有喝的怎么还抑郁了”“没事找事吧，想开点就行了”“你就是青春期而已”“很正常的失眠，过几天就好了”“你不就是不想去学校呗，装什么装”“哪有什么抑郁症，就是吃饱了撑的”。

这些话像锤子一样敲打着她们本已脆弱的神经。

为了避免给彼此带来猝不及防的伤害，戴胜已经主动删除了QQ里原有的200多个好友，还多次跟家人强调了什么事一定会导致她精神崩溃，包括给打她电话、敲她房门以及问她崩溃时的感受。可家人还是照做不误。

何凝被确诊抑郁后，父母跟她说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告诉同学和老师”。她曾经为了自救看了很多抑郁症方面的书，也买了很多给父母，哭着求他们也看看，但是那些书到现在还原封不动地放在书架上。

许多抑郁症患者在承受病痛困扰的同时，还要经受这另一种折磨。而这种折磨，就来自最亲密的家人和朋友。

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李献云已经工作了26年，她清楚地感受到就医人数的增加和社会认识的提高，但是“程度还不够”。她极其不赞同“抑郁症患者就是意志薄弱”这种说法。

“你没走过他们走过的路，不会知道那有多坎坷，而他们能够挺过来，也是一种坚强。”这位医生说。

2015年，她在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的研究助理教授程绮瑾的介绍下，加入了中科院学者朱廷劭的研究团队，在北京和香港两地之间，三方开始频繁地互通电话和邮件。

这个树洞在日渐拥挤的同时，一群专家团队在远处默默观察它，而且这些凝视树洞的眼睛越来越多。

“我不需要解释，因为他们都知道”

在那个隐秘的树洞里，何凝已经与30多个人互相关注，他们称彼此为“病友”。这些人像被外界的冷漠推搡着、逼迫着，却又自然而然地聚在一起。

在那里，何凝找到了在现实中久违的理解和宽容，她的悲伤、痛苦、焦灼一下子变得无比正常。“我不需要解释，因为他们都知道。”

大多时候，她们会跳过日常的寒暄，直接分享彼此最隐秘的伤口。除了病情，她们聊得最多的是家庭。

戴胜在树洞中留下的评论中，有很多都是针对父母的。“你为什么要说，差，差死了，差到底了。”“可是，我也有努力了，你的眼睛里为什么不是我是第一名。”“你为什么不夸夸我。”

生长在单亲家庭的戴胜从小跟父亲生活，与母亲联系很少。老师要求以母爱为主题作文，她写不出来，只能交白卷。班上的女同学头发会梳成各种花样，她永远只有马尾。母亲说她“太不爱卫生了”，她就天天洗澡，夏天每天三次，冬天每天一次。母亲说她胖得“不像自己”，她曾经五天没有吃任何东西，只喝水，胃痛到哭出来也坚持不吃。直到现在，她都觉得自己“太丑了，太胖了”。

何凝说母亲一直对自己要求很严格，而且没有信任感。小时候生病，母亲的第一反应是：“你是不是装的?”患抑郁症后，她经常半夜从噩梦中惊醒，然后蹲在地上一直敲爸妈的房门，直到把他们吵醒，哭着说“为什么你们都这么开心，只有我不开心”。

在她们的自我剖析中，家庭是患病最根本、最隐秘的伤口。

几十年来，国内外有许多相关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观点。2006年，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陈银娣等专家调查了94例抑郁症患者的家庭功能，结果发现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抑郁症患者的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存在显著的缺陷。

“家人可能首先要面对一个严峻的问题，自己很可能是当事人问题的制造者，”心理咨询师齐衡弈说，“但是，家人同样也意味着，他们其实是最重要最有效的‘药’。如果是家人能够彻底的认识到自己的偏差并加以改变，那对当事人的疗愈，是极其有效的。”

“但是现实中这基本不可能。”他顿了顿，“这相当于最狠最彻底的打脸，往往意味着要彻底颠覆作为家人数十年所秉持的最核心的价值观，这比割肉剔骨都痛苦。”

家人是最亲密的人，也正是因为距离感的丧失，他们带来的伤害会更加准确和深刻，会在无意中将已经患病的亲人拖向更黑暗的深渊。

很多时候，树洞中的病友在这条绳子的另一端。

何凝最先认识的是一个天津的病友，那是遥远他乡的另一个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她们会互相安慰，彼此鼓励，一起定下需要共同完成的目标，“至少做过了这些再去死”。

这个树洞里的很多陌生人会因为彼此一句感同身受的话而互留微信、QQ，约定见面，慢慢从虚拟世界中的.病友变成现实世界中的朋友，相互拉扯着跌跌撞撞往前走。他们是彼此在黑暗中的光亮。

“从绝大部分情况看，这种交流是正面的。”齐衡弈说，“如果是处于信息孤岛状态的患者，会产生许多误解，在治疗上走很多弯路。而这种网络集聚最大的正面影响就是让患者脱离信息孤岛状态，是一个很好的连接患者和社会的接口。”

回龙观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李献云认为，这种抑郁症患者在网络空间的聚集，很大程度上源于自己的痛苦在现实世界中不被倾听。“如果给他一个倾诉的机会，对患者的病情就会有极大的帮助。”在这个意义上，树洞承担了一部分“垃圾桶”的功能。

2016年11月的一个晚上，何凝突然收到了一条微博账号为“心理地图PsyMap”发来的私信：“我们在微博中看到了你的评论，你现在还好吗，情绪状态怎么样?”随后提供了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电话，以及一个问卷调查的邀请链接。

问卷调查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个世界您意想不到的角落，都有人在关心您的感受和健康”。她询问了几个病友，对方也表示收到了同样的信息。

信息的发送者就是中科院朱廷劭的研究团队。这个长久在远处注视着树洞的群体，发出了柔和的光芒。

“如果你让他去死，他有可能真的会死”

何凝不知道的是，那条短短不到200字的私信，是朱廷劭、李献云、程绮瑾几位专家反复修改了几个月的结果。他们组织访谈、设计问卷，不断地想要了解有自杀倾向的人群希望看到什么样的内容。

最终，结合研究结果，他们决定私信的编写应该先以表达关怀为主，语言要人性化，并且要把求助信息放进去。他们希望帮助这些人，而且更希望帮助他们“自助”。

朱廷劭根据判断自杀意念的标准，包括一些负面文字等，利用计算机对这个树洞微博下近6个月的约7万条评论进行了初步筛选，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人工确认，最终确定了4222位具有自杀风险的微博用户，向他们发出了私信。其中就包括何凝。

“目前的心理危机干预还停留在‘被动等待’的情况，比如干预热线，必须等到对方打过去才能提供帮助，”朱廷劭说，“如果通过网络数据的分析，能够主动找到那些有自杀意念的人并提供帮助，这样时效性就会比较高。”据他介绍，自杀高危人群中有将近60%的人期待这种针对心理危机的自助服务。

在采访中，戴胜特别提醒到，“当一个抑郁症患者跟你讲一大堆透露着‘我想死’‘我不想再痛苦下去’之类的话，他在求救，请帮帮他。你的安慰可能不能使他改变想法或者好起来，但是如果你让他去死，那么他有可能真的会死”。

帮助的前提，是了解。而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这是无比奢侈的。

医生给江涵开了一种安眠药和两种抗抑郁药，但是在吃药的前两周，她只能感受到副作用，而没有任何药效。她干呕、手抖、浑身震颤、打哈欠。有一次在食堂跟室友吃饭，她的手抖得连筷子都拿不住，夹着的菜掉了，筷子也掉了，最后她的眼泪掉下来。旁边的人看见了，这才意识到，她可能真的病了。

而她觉得，跟自己内心正在经历的痛苦比起来，这些副作用简直“不值一提”。而那种痛苦，“没有经历过的人可能永远也不会理解”。

戴胜形容那种痛苦：“是将失恋的难过和苦涩再放大几十倍乃至百倍;是将不幸失去家人的巨大悲痛放大几倍;经历过战争的人听到枪声，思绪被带回在战争中最痛苦的时候。抑郁症患者发病时，就像被带回去体验了一次又一次。”

现在，何凝已经不再奢望这种理解，只希望周围的人“不要打扰，不要做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好”。

她曾经看过一幅画，一个抑郁症患者躺在床上，有人说带他出去走走，而另一个人陪他一起躺下了。“抑郁症患者可能更需要的是后者。如果想要帮助我，或许可以先尝试理解我。”何凝说，“但是如果不是特别亲的人，不打扰就好了，没必要做到共情。这种东西有传染性的，像感冒一样。”

但他们在推开的同时，又极度渴求着这种“不可能”的理解。

有一次何凝走出地铁站，突然情绪崩溃开始大哭，给一个朋友打电话说自己不想活下去了。对方一直安静地听着，说“没事，我在听，你哭吧”。后来也再没提起过她当时失控的状态和想自杀的念头，何凝突然觉得很感动，在内心深处，她并不希望自己被忽视，也并不情愿被公认为“可怕”和“严重”。

所以在看到那条附带问卷调查的私信，何凝立马点开并完成了填写。她希望这个小小的动作能够帮助这个不见天日的群体，多得到哪怕一点点理解。

最终，问卷调查的整体回复率是15%，有600多人填写了问卷。“这个参与率是比较积极的，一般在做这种用户调查和邀请时，参与率通常为1%～2%。”朱廷劭说。

结果显示，这个树洞中有不同程度自杀意念的用户高达97.6%，曾尝试过自杀的用户为51.8%，其中有194个用户的自杀尝试发生在最近一年内，72个用户曾经因为自杀而接受过医护人员的治疗。另外，在对100个高危账号进行人工检查时，发现2名疑似自杀身亡的用户。

许多人再也没有机会填写这份问卷了。总有人在这个树洞里留下“遗言”后突然消失。

春节前，戴胜关注的一个病友一直没有回复消息，甚至把她删除了好友。她急得要命，但也无能为力，只能一遍遍地点击发送消息。在她认识的病友中，这样的永无回音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网络抑郁吧吧主齐衡弈承认，这种网络群体有时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除了可能发生诈骗、约死等极端的负面事件，另一方面，有些人会因为投射而建立起互相依赖的友谊，“始于依赖支持，终于发作时的互相伤害”。

网络抑郁症吧最重要的吧规之一，就是严禁包含自杀、自残内容的帖子。

齐衡弈认为，长期磨出来的比较好的模式，是“抑郁症痊愈后的患者主导，专业人士为辅”。而长期存在的心理问题类社区，要好于临时集聚，也有进化和管理的机会。

“爱可能不能摆脱孤独感，但可以驯服它”

2016年12月15日，何凝发布了一条微博：“微博将卸。不知归期。再见。祝好。”她的抑郁症正在好转，而那个装满悲伤的树洞对这个时刻的她来说，显得太过沉重了。

何凝曾经无数次盼望这一年能够赶快结束，但是当2017年真正到来的时候，她坐在地上大哭了一场。她突然意识到，无论多么努力，未来可能都不会像想象中那样好。

尽管医学上已经有研究证明，部分抑郁症患者是可以治愈的，但何凝还是经常问病友：“你说我们能不能好起来啊?我们如果永远好不起来怎么办呢?”

很多时候，她只得到一阵长久的沉默。江涵在确诊复发后感到彻底的绝望，“我害怕自己永远无法逃脱这个魔爪”。

朱廷劭和他的专家团队正在跟这种绝望赛跑。

他最终的计划是搭建一个心理危机自助服务的在线系统，如果发现微博上有用户出现自杀意念，计算机就会自动识别并主动发送信息，告诉对方可以寻求的帮助。如果有回复，后续将由专业志愿者与其进行沟通。

据他预计，正在搭建的系统将在今年5月前后上线。如果成功，这将是全球首个可以为心理危机提供自助型干预和服务的系统。“只能说越快越好，毕竟与人的生死直接相关。”

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的研究助理教授程绮瑾一直致力于在更大范围的网络空间提供帮助。

现在在网络上搜索“自杀”，跳出的第一条结果就是24小时免费心理危机咨询热线电话，旁边写着“这个世界虽然不完美，但我们仍然可以疗愈自己”。这是程绮瑾跟网络多次沟通的结果。在此之前，她已经推动完成了香港地区谷歌页面出现“生命热线”。到目前为止，全球已有多个国家和地区完成了这项工作，包括美国、加拿大、爱尔兰等。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有3.4亿抑郁症患者。这个幽暗的树洞，只是巨大悲伤的冰山一角。

为了挽救每一个可能消逝的生命，国外的研究者还将这种善意通过程序植入了智能手机。Siri(苹果手机上的语音控制功能)在2011年面世后，人们如果说“我想跳桥”或“我想开枪打死自己”，它的回答可能是最近的大桥或者枪支商店的位置。2013年，苹果公司在咨询了美国国家预防自杀热线后，Siri的回答变成了“如果你是在考虑自杀，你可能想找个人聊聊”，并会给出自杀热线的号码，还会问“需要我帮你打给他们吗?”。

近几年，程绮瑾在关注到这个树洞之后，一直希望微博系统中也能添加一个为求助者设置的工具，“在那么多的数据资源、那么大的运算能力的基础上，这个工具一定能够帮助更多人”。

很多时候，求助工具就是一个个真实的人。有人去给树洞中所有想自杀的人留言，告诉他们“世界这么大，换种活法再走”。也有人在抑郁症痊愈后自学了心理学，并成为国家心理咨询师，然后回到这里耐心回复每个私信他的病友。

在不断地失去、得到，以及失而复得之后，何凝开始一点点找回自己的人生。她恋爱了。男朋友在元旦的凌晨跑着过来陪她散步，陪着她哭，跟她讲一些“大道理”。

何凝好奇地看着他，心想“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人啊”。她经常把男朋友比作自己理想主义世界与现实主义世界的连接点。

“他就那样站在另一个世界，不硬生生拽我，就让我第一次觉得另一个世界也很美很不错。”她说。

新年第一天，何凝收到了来自病友的新年祝福：“我们必须活下去。”

她曾经认为“即便是爱，也不能摆脱这种漫长岁月里产生的孤独感”。但现在，她慢慢能够接受抑郁症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也开始明白，“爱可能不能摆脱孤独感，但可以驯服它”。

江涵也重新开始工作了。尽管她还在吃药，拿着汤匙的手还在微微发抖，但是她也开始接受自己可能永远也好不起来这个事实，把抑郁症看作超长拜访时间的“大姨妈”。

这个树洞每天都接收着问候与告别。有的告别是结束生命，有的则是走向新生。

戴胜在黑暗中无比期待离开树洞那一天的到来。每次看到有人因好转而离开时，她总会在心里呐喊：“带上我一个啊!真羡慕你们，我还要待在这里。我什么时候也可以评论‘我好了，我要对你取关了，再见，谢谢你’。”

为了对抗自杀的念头，她跟其他还困在树洞中的人一起，许下了无数心愿：买到贝壳头黑白配色的运动鞋;学会滑板;去大东海游一下午的泳;告诉妹妹自己其实很爱她，只是自己病了;去西藏;去听一场演唱会……

说到底，她的心愿只有一个：拼命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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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34岁很多人死了

34岁很多人死了

34岁很多人死了，死亡是很可怕的事情，没有人愿意面对死亡，但是死亡却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事情，现在死亡的年龄越来越年轻化，接下来就由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关于34岁很多人死了的相关内容吧！

34岁很多人死了1

又一位名人猝死了，才34岁，死在了去上班的路上！

北京市卫生局新闻发言人毛羽介绍，我国是高自杀率国家之一。据2000年国家疾控中心与北京回龙观医院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自杀率为22.23/10万。据分析，自杀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精神疾病、身体疾病、人格特征、心理因素、亲友自杀史以及家庭暴力、家庭虐待等。另外，社会的大幅度变迁和文化态度等也是影响自杀的重要因素。

研究显示，自杀人群中约有95%患有精神障碍，而我国自杀死亡者中约63％患有精神障碍，自杀未遂者中有40%人患有精神障碍。抑郁障碍是导致自杀的首位原因，可使自杀的危险性增加20倍。焦虑障碍使自杀的危险增加6至10倍。酒精滥用或依赖的自杀危险增加6倍。患有严重躯体疾病的患者，如：癌症等慢性疾病和畸形、癫痫等形体缺陷和身体功能受损者，很容易引起抑郁情绪，是自杀的高危人群。（据北链芹纯京青年报）

近日，北京地铁6号线呼家楼站的站台上，年仅34岁的`天涯论坛副主编金波突然晕倒，失去意识，最终抢救无效去世。同事称其平时工作很拼，经常熬夜，家中还有一对双胞胎女儿……

每天起早贪黑，穿梭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别人避之不及的危险，TA要第一时间进入。别人在享受假期，TA要全国到处采访。

时常没有时间陪伴家长，陪伴孩子。

这就是我们以为的光彩人生，其实很多时候，也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独自卑微。

我们常说：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棚咐二字。

在单位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遇到难题谁也不会为你买单；有了孩子以后，累到想吐可半夜还得起来换尿布，只为让另一半可以多睡一小会；父母面前，过得再难再苦，电话这头也只能微笑说好。

生活里，有太多瞬间，我们都想痛哭，想崩溃，想逃离这个世界。

可是我们不敢病，不敢生气，更不敢任性。

就算身体虚弱到极点，就算心理在崩溃的边缘，我们依然要咬牙工作，努力赚钱。

《肖申克的救赎》里有句台词：It makes sense to be busy living or busy dying.（忙着生，或忙着死，这真有道理。）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残酷，一切表现光鲜的背后，其实都是难以对人言说的难处。

尝遍人间甘辛味，言外冷暖我自知。

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兵荒马乱中，独自承受着焦虑、失望和痛苦。

要么生，要么死。选择活下去，就得承受生活的万斤重担。

人到中年，我们不敢说疲惫!

因为生活的重担，都在肩上扛着；

因为家里的老小，都在身上背着。

如果趴下了，他们还能依靠谁？

如果放手了，他们还能指望谁？

哪怕起早贪黑，哪怕早起晚睡，

只要家人能笑到最美，

34岁很多人死了2

我国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自杀已经成为我国人群第五大死因，是15岁到34岁的年轻人群的首位死因。

无论名人与凡人，它们之间都存在着同样的误区，那就是对健康的认识。明星以为有钱能使鬼推磨，能治好所有的病，从一开始就不重视；没钱的人，对疾病充满了恐惧，从一开始就选择放弃，直至无药可医，这种局面让人痛心！

改革开放后，我们摆脱了吃不好、穿不暖的时代，却进入了吃得多、吃得乱，不保健的窘境。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变，恶补式的高盐、高脂、高甜等“重口味”，给我们身体的耐受能力带来了极大压力。身边人的健康隐患，远比大数据带来的感受更加直观。

当吃与喝成了威胁我们健康的慢性毒药，我们的未来又在哪里？

有些年轻人受家庭因素的影响，对健康的理解还停留在20年前，健康指标被忽视、被轻视、被无视首迅，处于亚健康的他们依然我行我素，最苍白的莫过于他们对于健康知识的认知盲区：熬夜、吃零食、透支体力工作、认为财富、房子、车子、名气、职位比健康更重要。

据微信大数据显示：“大多数年轻人自己不愿意听保健课，还反对父母听保健课，排斥父母给他们发的养生类文章。”有些人更可气，请他免费听保健课，他还要以红包和礼品作为听保健课的先决条件。

年轻人，养生不能再等了：

不要以为养生是老头老太太干的事，一个个比我们有钱有地位的人相继离开了，是惋惜，也是警钟，他们吃的比我们好，用的比我们好，但依然逃脱不了疾病的魔爪，这就告诉我们，疾病不分贫富和年龄，属于60后、70后的疾病已经向80后、90后蔓延，无视健康等于提前上西天！

不要拿忙、没时间当借口，现在腾不出时间听保健课的人，早晚腾出时间看医生。学习的确是件很痛苦的事情，特别是养生方面的学习，但不学习养生知识是更加痛苦的事情，因为重疾病在年轻化，疾病时刻都在盯着我们，随时会剥夺我们的生命！

34岁很多人死了3

昨天，有个新闻上了热搜，但是瞬间又被淹没了。

这是个很悲伤的故事。

江苏南通海安融媒体中心的女记者吴微（化名）猝死，年仅34岁。

这本是一次很普通的采访，从业多年的她已经做过成百上千次了。

吴微和家人打了一声招呼，等我回家。

然后就消失在人海里。

哪知这一去就是永诀。

在那之前，吴微习惯了高强度的工作，她是单位里的王牌。

“30多个部门，她进行流水线式采访，成稿速度最快的就是她“

去世前，吴微正在计划着和男友的婚礼，34岁了，一直忙于工作，婚礼拖了很久。

吴微还有一个小心愿，给父母换一套当地的电梯房。她咬牙奋斗着，想让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

可是这一切都在那个凄冷的日子里，化为了一缕尘烟。

想想真的好心痛，多好的记者，多好的姑娘啊。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用尽最后力气，为了家人，为了自己，也为了最喜欢的记者工作。

可惜，病来如山倒，再坚强的人，在疾病面前都太脆弱了。

就像三毛说的那样：

心之何如，有似万丈迷津，横亘千里，其中并无舟子可以渡人。

生命只有一次，失去了就永远回不去了。

此时我们才真正理解了那句话：好好活着，才是最大的运气。

㈦ 你怎么看郭沫若的妻子于立群自杀

于立群把郭沫若当作真爱，而郭漏闭裤沫若把于立群当作备胎。当于立群得知了自己所谓的爱情是个笑话的时候，她只能通过自杀结束自己这可笑的一生。这也是她最后的一丝丝倔强，也是她最后的一分反抗。

相差24岁的婚姻

当得知这一个消息的时候，于立群实在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坚持的理由。就这样，于立群选择以自杀这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于立群选择这样的方式也是表达了自态胡己的反抗，虽然说根本就没有人能够看到，但是绝望的于立群万念俱灰，她的自杀也是很正常的选择。

㈧ 我把前女友微信聊天记录发她们单位群导致她自杀违法吗

违法。因通过在微信群中发布个人信息、私密照片以及侮辱性的言语，造成社会评价降低和生活困扰的，构成名誉权侵害。个人粗漏猛看法是没有触及到刑法，搜宏但要责担部分民事赔偿。岩桥

㈨ 抖音视频怎么发到微信里

打开抖音app，找到想要的抖音视频，点击下方的分享图标。在弹出的选项中，点击微信好友，点击发送视频到微信即可。
点击抖音视频中的分享，在最底下弹出的对话框中，有分享到“微信”。
第二种方法就是，点击分享按钮，在最下方有保存至相册，然后视频就会下载到你手机相册里，然后你就可以打开微信发送视频了。
第三简空种方法：当视频主将视频拦明瞎设置为不能保存和分享，那么你可以进行槐清屏幕录制，录制成的视频就可以通过微信给你的好友看了。

㈩ 如何挽救一个抑郁想自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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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公众号“健康界实验室”
每天深夜，活跃着这么一群人，他们“隐匿”在赛博（syber）世界里，通过顶级的人工智能技术来找寻那些想要自杀的人，并展开救助。

他们挽救了一条又一条生命，却不求任何回报。
出于感动和好奇，我们找到了这个团队，并试着去了解他们。
因此，有了这篇文章。
这是他们的故事，有点长，但值得你读完。
1
凌晨4点，“树洞”里的留言依然在高频更新着。
大量屏幕背后的抑郁症患者，在网络世界里，吐露着心声。
“想死”、“有一起约死的吗？”几乎是“树洞”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语句。
留言多是围绕死亡、情绪状态的自言自语或是对着已逝去博主的如好友般的倾述。隔着屏幕都能感到一种绝望、压抑。
对抑郁症患者来说，“树洞”仿佛是连接现世和另一个世界的通道。通常，当一位抑郁症患者自杀以后，他的微博会成为其他抑郁症患者倾吐心声的“树洞”。这样的“树洞”很多，有些比较大的“树洞”，单条微博的评论已经超过100万条。
夜晚是“树洞”留言更新最为频繁的时段。在漫长黑夜下，屏幕是亮的，对于死亡的渴望和思索，让这群人打破空间相聚在了一起。
这时，他们卸掉白天的伪装，不再隐藏内心，与陌生的同类们展露最真实的自己。
抑郁症在日常生活中是遭人忽视，不被理解的。“不要对没有抑郁症的人谈论你的抑郁症，升答液简直是对牛弹琴。”这是“树洞”吵物里的一条留言。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中国有超过5400万人患有抑郁症，占总人口的4.2%；在我国每年约25万的自杀人口中，一半以上属于抑郁症患者。从时间上来看，几乎每20秒，就有一人因抑郁症自杀。
下一个死去的可能就是刚刚留言过的某一位。
但有人不想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2
在一个名为“树洞救援团”的微信群中，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对树洞里的留言发起讨论，分析着那些可能自杀的人。
这是一场持续性的高科技救援项目。
这个项目的目标是借助一个智能主体（又称机器人）巡视各种社交媒体（如微博），使用其核心的知识图谱技术（又称语义技术），发现高风险的有自杀倾向的人群，然后组织人力实施救援。
机器人每晚会将有自杀风险的微博留言统计出来，运营人员将这份“树洞监测报告”丢入“树洞救援团”当中，成员再根据这些信息锁定需要救助的人，尽可能找到自杀者身边的亲朋好友，进行预警，并采取相应的救援行动，将想要自杀的人从死亡边缘拉回来。
在机器人的帮助下，树洞救援团从2018年7月底到12月底，经过4个月的时间，对具有高自杀风险的300多名抑郁症患者给予了关注，对其中超139人次实施了有效救助，救援团成员现在已超150人。
救援行动由黄智生发起。
第一次见黄智生的人会瞬间被他的热情所感染，从容、平易近人、双眼炯炯有神，是这位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高级研究员与北京工业大学国际WIC研究院客座教授给人的印象。他有很多故事想要分享给别人。
行动的萌发最初源于一个科研项目。
“我在阿姆斯特丹已经工作了30多年，一直研究人工智能。”黄智生说，自2008年以来，他所在的团队开始与中国团队就语义技术开展科研合作。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科研从理论层面进入到具体应用层面，其中一个方向就是抑郁症。
“从2012年开始，我们就一直关注抑郁症，并且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下称北京安定医院）开始了密切的科研合作。在科研合作中，我们萌生了一个采用AI技术发现社会上需要精神帮助人群的想法，包括自杀群体、老年群体等，并陆续做了一些尝试。”
时间转至2018年3月，黄智生在网上读到了一篇关于“树洞”的报道，发现在树洞里盛满了大量抑郁人群的一手信息。
这篇文章，催生了一个在树洞精准发现抑郁自杀人群，并展开救援的行动，黄智生为它命名为“树洞救援行动”。
救援行动在4月12日正式启动。
最初的启动并没有太多仪式感，只是在黄智生此前组建的“医学人工智能群”里发了条消息。“4月12日我提出了行动理念后，我们就开始在群里讨论，到底怎么样用AI机器人去实施监控，监控到的信息如何识别，机器人又如何研发等。”
这个“医学人工智能微信群”也是由黄智生倡议发起，以分享医学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进展、落地案例、技术细节、学习经验等为目的，几乎聚集了国内医学AI领域所有最前沿的学者、医生、创业者等。
群读书活动的部分举唯授课团队

不夸张地说，每一位群成员，都代表着中国医学AI行业的一部分未来。
这些专业的医学AI从业者，共同促成了树洞救援行动的首次亮相。
3
与超级英雄漫画、电影里的情节有相同的特点，树洞救援团的第一次出场，故事就足够令人印象深刻。只是，第一次的救援案例后来一直警示着黄智生和其他队员。
4月29日，树洞救援团刚成立不久，树洞监控机器人还没有开发完毕，有位群成员就在树洞里发现了一条网友留言，上面写着5月1日要去自杀。
面对第一个待救援对象，微信群的500名成员开始积极行动，纷纷在微博上寻找蛛丝马迹，尽力从中挖掘更多信息。
其中，自杀者的一条微博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我活这么大一直没人给我送花，男孩子跟我在一起也只是想玩一玩，没有人真心爱我。我这个人就是这么差，我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
女生，感情不顺，队员们做出了初步判断。
继续挖掘和推测，群成员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电话号码，疑似是女孩的前男友；也知道了女孩的姓名，叫吴爽（化名）；并知道了女孩大致位置，在山东。
能联系上女孩的渠道就有了2个，一是通过电话号码，间接找到吴爽，进而实施救援；二是通过当地公安局，找到女孩并完成援救。
第二个方案迅速被否定，公安局因为报警信息不全而不予立案。
只剩下第一个方案。但是，对方一直拒接电话。
面对联系上救援团第一个救助对象的唯一“稻草”，没有人放弃，许多人彻夜不眠。
天快亮的时候，电话终于拨通。
“你的女朋友马上就要自杀了，你赶紧去救救她。”
救援队员的急切，没有换来期望的行动。好在，在救援队员的坚持下，男孩提供了吴爽的就读学校。
救援队员立刻联系到学校，从那里获知了女孩家长的信息。
原来，因为感情挫折，吴爽一直休学在家。
在救援团联系到她母亲的时候，黄智生回忆道：“她母亲并没有觉得严重，虽然女儿休学在家，但每天有吃有喝，她不理解为什么女儿会想自杀，因此并没有把它当回事。”

期望家长帮忙的路几乎是断了，救援团最终直接和吴爽建立了联系，获得了信任，并打消了她自杀的念头。
为了让吴爽找回快乐，心里念着她那条“从没有收过花”的微博，救援团的几位女教授还特地捐款，委托女孩学校每星期给她送一次花，让她真实地感受到关心与希望。
吴爽的状态似乎越来越好，甚至在5月16日主动联系学校，要求回到学校并参加考试。
但由于休学时间过长，缺课过多，学校没能满足吴爽的这个期望。
电话的另一端的吴爽很平静：“好吧。”
当天晚上8点，她在微博发了一条动态：
“拜拜。”
短短两个字，蕴含很多种可能。
在白天的接触中没有察觉到吴爽有任何异常的救援团，将这条信息解读为积极的信号，是女孩要和“过去”告别了。
但在几个小时后，吴爽吞药自尽，生命戛然而止。
大家错愕不已。
吴爽的死给了救援团的成员极大的冲击。
黄智生回忆起来仍旧非常惋惜：“我们的第一次救援给了我们惨痛的教训，她用一条生命，让我们意识到救助抑郁症患者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后来推测，她背后还有很多故事没有讲出来。”
抑郁症患者善于隐藏自己，恰恰是那些没有讲出来的，往往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第一次救援的最终失败，让树洞救援团总结了几条经验：“一是患者需要长期陪伴；二是一定要求家长重视起来，要带孩子去医院，去治疗；三是要学会去倾听，分析患者没说的话，真正挖掘出他内心的痛苦。”
正如北京安定医院院长王刚所说：“救援项目里人工智能的作用在于发现，但发现之后怎么做，在现有的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去探索，这需要人工智能团队、医学团队、心理从业人员的相互配合，这些人员的分工、操作流程、救助规范都需要进一步优化。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只有热情是不够的，还需要规范化运作。”
“我们现在每救一个人，就成立一个救援小组或者关爱小组。通过团队的力量，互通信息，预防危险。”黄智生告诉我们。
救援队员的专业度也随之提升。
从那以后，救援团基本每周都会找来中国顶尖的学者或医生，通过群内视频直播的形式，分享有关抑郁症、医学人工智能、自杀救助等相关知识，“通过大量的知识学习，救援才能更有效。”
黄智生发出“救援行动讲师团”号召

4
我们也参加过救援团的培训课程。
那是在12月11日，树洞行动救援团开展第六次培训课程，由黄智生为大家讲解《自杀的认知模型：理论与应用》。
在培训中，黄智生讲到，在“生与死”的问题上，企图自杀者实际上想得比任何旁人都要多，选择自杀对她们来说，总是会被论证成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此，要改变企图自杀者的思维，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有效的自杀心理疏导必须从她们的认知结构分析出发。
以吴爽为例。
根据“男孩子只想玩一玩”为事实依据，她会得出“我傻，没有人真心爱我”的固定信念，并产生“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的绝望情感效应，并产生“活着没有意义”的自杀动机。
要想挽救吴爽，就需要先解构她的认知解构。
解构认知的过程需要缜密的逻辑思辨，或者说，这是一门逻辑艺术。
面对吴爽遇到的“男孩子只想玩一玩”的事实依据，如何让她不得出“我傻，没有人真心爱我”的固定信念呢？
黄智生在课堂上做了示范。
如上图所示，任何一种心理疏导的语言，都可能被自杀者找到逻辑漏洞，导致无法奏效。
因此，救援队员不仅仅要有爱心，还需要专业能力。但仅靠人脑，即便经过培训，也难免会有疏漏，好在这群救援者都有AI背景。黄智生表示，未来能够利用人工智能计算语义距离，从而让机器选出一条最好的疏导语言。
“对抑郁症患者的心理疏导，在人工智能的决策辅助下，不再只是全凭经验与有限的心理学知识了。传统心理咨询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将带来更科学的救治方法，而这本身也会催生新的职业甚至产业。”黄智生满怀憧憬。
同时，对于抑郁群体的救援与观察，本身也会促进科研。
构造自杀知识图谱，是黄智生最初为树洞行动定下的“任务”之一。
这是一个面向自杀救助的知识图谱，所涉及的概念“至少包括对各类自杀方式及其想死的各类想法表达，以及包括死亡前的情绪与欲望表达词，和死亡后各类悼念词，死者人际关系概念等。”
这项任务正在进行中。现在，树洞机器人已经学会将所收集到的信息自动分级，从一级到十级区别出发信息者的自杀风险程度，“我们现在发现最多的是在七级，最高的也有九级。”
而想要自杀者的年龄通常都在17-24岁，且男女比例约为1:4。年轻女孩子多是因为感情问题，或是由于成绩问题，而陷入走不出来的认知困境。
树洞行动所有积累的数据，黄智生都会向学术界公开，供非商业用途（如科研、教学等）使用。
黄智生举例说，这些数据可以用来分析时间图谱、空间图谱等，潜在的科研价值丰富。从更大的层面，这些数据还可以辅助绘制全国的抑郁监控地图，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持。
我国政府一向都非常关注精神障碍，特别是抑郁症的自杀问题。据王刚透露，“中国的脑计划近期就要启动，儿童时期的孤独症、成人时期的抑郁症、老年时期的阿尔茨海默病都是最优先关注和研究的疾病，且投入巨大。”
5
干一件从来没有人干过的事，困难只多不少。
除了需要缜密的培训，救人本身还面临不少阻碍。
2018年12月22日，机器人在救援团里发布的“树洞监测报告”里有这样一条信息：一个女孩在树洞里留言说她想在1月1日跳楼自杀。
又是历经千辛万苦，救援团找到了女孩和她父母的联系方式。
但是不光女孩抗拒帮助，女孩的父母也是一样。“我女儿本来好好的，你们非说她有病，一旦传出去，以后找工作和找对象都会有很大的问题。”
黄智生说，在国内，大多数家长都非常忌讳别人知道自己的孩子有精神问题。“这点我们理解，但为了救人，我们必须告诉家长事情的严重程度；不过如果家长极度不配合，我们就很难做些什么。”
面对不配合的家长，救援队不仅有心无力，甚至还有惹上麻烦的风险。
“大家不害怕因为救人最后却招来一身官司吗？”我们问。
出乎意料地，黄智生和救援队员们早已想明白了这种问题——“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当然，更多人会对我们心怀感恩，但不排除个别人和个别现象。”
黄智生说，针对这类风险，一方面，救援团在不断规范救援程序，进而约束救援行为，在救人的同时也保护好自己；另一方面，“我们是不会退缩的。只要我们相信自己的良心，相信我们做的事情是对的，即使真有官司，我们就认真面对。树洞救援团不会因为有风险，就放弃去做那些非常有价值的事情，而让很多人失去生命。”
他们把挽救别人的生命，当做自己的责任。
“对我们来说，每天只是付出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和精力，但对那些有抑郁孩子的家庭来说，可能就是意味着拯救了一片天。”
6
投入大量的时间、财力和物力，甚至遭人误解和排斥，树洞救援团的成员却依旧坚定地进行着救援活动。
感动和好奇于他们执着的信念，我们采访了一些树洞救援团的成员，试着探寻支撑他们行动背后的动机。
彭玲是中国科学院的教授。她与救援行动的结缘，与树洞救援团的大部分核心队员一样，起始于“医学人工智能群”。从4月12号黄智生初次提出行动理念时，她便决定加入进来，“遇见了，就伸手一把，每个人都会这么做”。在过去3个月里，她和伙伴们一共救了20多人。在她看来，这种对他人的关爱是出自本能，甚至有时会半夜不睡觉去救助别人，“因为有的人值得”。
远在法国的马跃是树洞救援团中的一员。她是巴黎南大学的一位副教授，在过去3个月里救了十多人。同样身为“医学人工智能群”群成员的她，曾一度默默地观察着黄智生每天发布的树洞救援信息。直到有一天，“我感到一股力量，想看看自己是否能帮助一下别人。”她说。
对于马跃来说，有时情况紧急，大家都顾不上休息，但是挽救了一个生命的幸福可以冲走一切疲惫和不解。“当成功挽救一个朋友时，我真的很想跟这位朋友和通力合作的不同地点不同时区的队友们先抱头痛哭，然后再举杯畅饮。很多时候，我们感觉是当我们敲开这些朋友的世界的时候，我们也同时被他们感动着，感谢他们的信任和善良。后来，我们慢慢地意识到，救助的路是比较长的一条路，我们需要更多的社会、政府、企业和公益的支持。我们希望把这些朋友最终送回正常的生活轨道，这需要救助团之外的更多的帮助。”
“你会用话语伤害癌症患者吗？你不会，但你会用话语伤害抑郁症患者。”
马跃借用救援团其他小伙伴的话，分享了她的感悟。“参与救援团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人是群居动物，同类不是越少越好，而是有更多的人相互拥抱才越幸福。这几个月，我学会了耐心等待，学会了倾听别人，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绪。其实，这个树洞行动在告诉大家，即使在大城市和快节凑的生活中，我们并不是孤独。”
在中国科技大学听黄智生公开课的时候，合肥某口腔医院的一位高管吴国锏了解到了树洞救援行动，当即加入。“我觉得这些专家学者是在用他们的赤诚和仁德、用他们的知识和智慧、用他们的创新和创造在形塑人间善爱新模式。我非常钦佩，也觉得自己应该为关爱抑郁患者尽一份绵薄之力。”
救援行动中，队员们的殚心竭虑，甚至通宵达旦不懈努力的情景，让吴国锏非常感动。“面对抑郁患者，我认为自杀不是他们的本意，而是疾病在作祟。失去过亲人的同理心和对生命的敬畏、对弱者的同情是我参与救援的原动力。我最长曾持续9个小时，熬到凌晨5点全力参与救援。”
付光晖是北京工业大学信息学院的硕士生，他从大四期间就开始关注抑郁症。“当时，我的一位平时看起来开朗善谈的好朋友，半年间突然联系不上了，让我们异常担心，后来得知他患上了抑郁症。这让我重新审视、重新认识了抑郁症，抑郁症患者许多都处于最好的年龄，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并不应该去死，他们只是生病了一时想不开，非常值得大家的关爱和社会重视。”
在读研后，用AI发展医学成为了付光晖的研究方向，他正在参与策划一些AI技术的抑郁症应用项目。
根据机器人的统计数据，树洞最活跃的时间是晚上10点到凌晨2点，而自杀者也一般都会选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实施自杀行为。因此，在救援行动中熬夜也是无可避免。付光晖说，“有一次，一个姑娘第二天要实施跳河，时间太紧迫，不将她救下来的话，实在没法睡觉。万幸在警方的配合下，在凌晨两点多找到了她，挽救了生命。”
廖乐光是一位已退休的高级工程师，也是黄智生的大学同学。他对自杀和抑郁症的关注已有十多年，决定加入树洞救援团，是想丰富自己的相关知识来更好地帮助处于痛苦之中的抑郁症患者。“我对自杀和抑郁关注好久了，至少有十多年了，特别是在最近五六年以来，我身边有好多人先后患上抑郁症，而且明确表现出了自杀倾向，他们有我的亲属，有我的朋友，也有我的同事。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善良非常聪明的人，因为他们追求完美，有些许不完美就非常纠结，一纠结就夜不能寐，于是就失眠，然后就抑郁；还有一些人是非常重情重义，心中挚爱的人离开了，或者发生大的变故，就感觉不能承受。所以，我非常同情他们，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去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这不仅仅是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而且还要帮他们解决心理问题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隐于世，危难时出现。
树洞救援团的成员或许并没有想要成为漫威漫画里的超级英雄式的人物，但从行动来看，他们已经是了。
7
“这将会成为一个产业。救人会成为一个职业。”黄智生坚定地这么认为。
“我们现在只监控2个树洞，每天就会发现10个人处于自杀边缘，那么一个月就会有大约300人急需救助，而每名自杀者都需要至少5个人组成团队来陪伴他和关心他。”他解释道，而且这还是仅仅微博一种媒体平台，救助对象还仅限于濒临自杀边缘的人们。
树洞救援团目前的150多名成员分布全国各地。机器人每天发布监控报告后，队员们都倾向于对距离自己更近的人实施救援。“看到那些已经被发现有自杀倾向却无力施救的患者，我们非常痛苦。”因此，树洞行动迫切需要更多关注和加入。

对于树洞救援团的未来发展，黄智生也思虑颇多。
“一方面，我们希望获得政府支持；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说到这里，黄智生表示，自杀者得救后，通常需要更换生活环境以加速病情恢复，为此建设一个关爱中心十分迫切，这既需要资金支持，也需要固定土地。“但很有可能，周边居民会把抑郁症理解为神经病，并认为大量的神经病聚集在附近会影响风水和品牌。”
考量再三，黄智生觉得，把救援与产业结合在一起是条出路。
一方面，救人是一个持续性工作，很多本身由于经济问题、工作问题、父母问题等陷入抑郁的孩子，要想彻底走出来，还需要后续各项帮助，因此，黄智生希望构造一个完整的救助生态链；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本身就需要一些基础工作的支撑，如数据处理、数据标注等，存在大量的产业需求；再一方面，在黄智生看来，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成为了未来社会每个人需要具备的基本技能，无论处于何种文化层次，让康复中的孩子们学习人工智能知识和技术总是非常有用的。
综合而言，黄智生希望建造一个关爱中心，既能提供康复疗养功能，也能为抑郁症患者提供工作机会。“这样，他们一天里可以有2个小时学习，2个小时工作，2个小时治疗，2个小时自由活动，通过半工半读半疗养的形式来得到恢复。”
黄智生描绘了一个“康复乐园”，他也称之为“医学人工智能学校”，这是树洞救援行动的延续，也是救助理念的升级。
“如果我们把救助行动作为一个产业做起来，就不仅仅停留在公益层面，还能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这也是我们2019年努力的一个目标。”
树洞行动并非孤案。
在树洞行动之后，黄智生和他的伙伴们，还计划了微宙行动和美梦行动。
其中，微宙行动是探讨微生物跟人脑的关系，利用知识图谱研究微生物对精神健康的影响；美梦行动就是通过人工智能来研究改善睡眠的方法。这两个项目一旦启动，也都将有助于缓解抑郁情况。
还有一个好消息是，能够与外界干预的救援行动相结合的药物治疗，也将不日有所突破。
王刚预测到，“未来两三年，会有不低于两个革命性的药物推出，突出优点就是起效快。”
8
“又想割腕了。”
“我准备大年三十当着他们面跳楼，我想他们永远记住我。”
“别再刺激我逼我，经历那个下午我真的不怕了，脑子里一遍又一遍播放我拿剪刀割腕的样子。”
“我找不到什么可以快速死亡的方法，跳楼吧，五楼会死的吧？可是这几天一直在下雨，我跳下去了雨水会泡发我吗？我的尸体会很丑吧？”
“每天意外离世的人那么多，怎么落不到我头上啊？”
“我也想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真的让我太累了......”
“放弃烧炭吧，我很恐惧在死之前的那种窒息感。”
......
这些树洞里的留言仍在不断更新着，它们从患者的心里走出，再走入每一个想要帮助他们的“树洞救援团”成员的心。
救援不会停止，两方的故事都在进行中。
只是，希望“离别”的故事能够早日画上句号。
更多Q&A
H·Lab：您对国内的学术氛围和环境有什么感受？
黄智生：树洞行动在技术上没有什么难以突破的关键，但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国内没人想起来做？我觉得，可由于国内更多学者还是在关心怎么出SCI论文、怎么申请课题，他们缺乏动力去解决实际问题，而且不一定能带来什么回报。
H·Lab：那您为什么愿意来做呢？
黄智生：因为我在荷兰就职，从来没有每年发多少SCI的要求。那里的大学没有这个指挥棒，一旦我们被认作是学者，我们就被认为是会安排自己的时间做合理的科学研究。在这样一个宽松的体制里，也不见得说我们就做不出成果，反而，我们可以做更多的技术创新的事情，更好地用自己的知识来为社会服务的。
H·Lab：您怎么看待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尤其在医学领域。
黄智生：人工智能技术是一种需要积累的技术。我们在国外已经发展了30多年，我们有人工智能专业来招收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非常系统且平稳。但中国近几年是一下子起了一波热潮，既缺乏系统化积累，也难以真正解决问题，因为他们。
H·Lab：什么是知识图谱？
黄智生：知识图谱又被称为语义技术的工具，重点在于表达的内容概念，而非表达方式。比如，电脑、计算机、computer都是同一个语义，却是三个表达方式。而且，每一个内容概念，都有它与其他内容概念的关系，例如当我们要搜索“水果中的苹果”，那就绝对不是要搜索“苹果电脑”或“苹果公司”。只有语义技术，才能能够表达人类最精准的意思。所以，真正的人工智能，要擅长使用语义进行搜索，而非使用关键词搜索。
H·Lab：我看您在朋友圈说，您每两周都要读完一本教科书？
黄智生：对啊，我必须要读书，而且已经坚持了30年还在读书。我大概收藏了五万册书，每次回来中国，都要把国内的教科书几十本几十本地买回去。但是国内的学者，可能需要整天跑课题、做报告，不一定有时间读书，这很可惜。
H·Lab：您担心这篇文章，同时是一把双刃剑吗？
黄智生：确实。但是，一方面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志愿者来参加到我们的救援队伍里，但是又不希望这些自杀的人知道有人在监控，那样会让他们躲起来。但我们相信，这篇文章能够起到更多正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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